从福利分配的角度考察贸易开放战略
发布时间：2015-03-23 11:09:27
李卓 李智娟（武汉大学）
《中国贸易开放战略为何不利于劳动增收？——兼论“Stolper-Samuelson”效应未在中国显现的原因》，《经济评论》2014年第6期
收入不平等成为二十一世纪的重要议题。然而实证研究发现，近三十年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压低了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劳动收入水平，在推行出口导向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只有亚洲“四小龙”改善了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对外开放常态持续了二十年左右——1994年，当时的外经贸部提出并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外贸易逐渐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动力，但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要素占比却逐年递减，背离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愿景与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理论“Stolper-Samuelson”定理的预期。
于是，我们希望从福利分配角度全面考察对外开放对国内经济的反馈效应。在测算贸易开放对要素收入的影响时，综合考虑中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技术选择特征。剥离贸易开放战略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净效应，就必须以中国赶超发展的政策制度为背景，同时控制其他制度经济因素。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我们发现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贸易开放战略与赶超发展战略加剧了我国“资强劳弱”的分配格局。具体来说，
首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移带来劳动的跨部门转移，对劳动收入产生下行压力。这一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最终会因为达到更高的经济水平而自行消解。
其次，中国实行的资本技术增强型赶超战略压低了劳动报酬。地方政府侧重发展重化工业、快速建成工业体系，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长期实施偏向型产业政策，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各种优待全面干扰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
再次，所有制改革本身并无要素偏向，“姓公还是姓私”并不能左右要素收入分配。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大胆简政放权、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共进”的改革方向无疑是合宜的；高技术发展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而非沿着吸收劳动、扩大就业的方向实现包容性增长。
最后，国际贸易并没有如期缩小中国的劳资分配差距、增进劳动者福利，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地位。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贸易开放释放了“Stolper-Samuelson”效应，但与此同时，逆要素禀赋的技术选择对要素收入具有更为突出的影响，技术选择效应湮没了“Stolper-Samuelson”效应。发展中国家被动地卷入国际分工，国际产业转移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提前植入某些产业可能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发展方向。从价值链的增值环节来看中国出口品的竞争优势被迫停留在廉价劳动力上，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进出口结构实质上违背了顺应比较优势增长的宗旨，吸收大量廉价劳动但抑制其报酬提升。
我们并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在带动经济上的功绩，但具体的政策设计应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调整。我国当下正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平衡健康发展的挑战，对外开放应着眼于契合本国内部的要素禀赋：引导技术进步开发、衍生出与相对丰裕的劳动要素相结合的技术组合，通过资本积累来深化资本，最后牵引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度更高的环节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