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毅军 谢荣辉 (大连理工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产生了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和生态环境破坏等严峻挑战。中国正处于工业化深度发展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对重化工业有着强烈的刚性需求,加之对资源投入的依赖及清洁技术的落后,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环境污染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国际社会利益博弈中的薄弱环节。为了治理环境污染,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政策,并配合产业政策,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之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经济增速的刚性约束下,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将非常缓慢,并且以污染减排为目的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一定的承受限度。若只关注环境目标,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那么,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污染减排的双重目标,走出环境问题的两难困境?
我们认为,可将环境政策作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抓手。通过模型测算得知,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存在“门槛”,只有当某一地区的环境政策强度跨过某一特定“门槛”时,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才逐渐显现。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初期的第一要务是经济增长,对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依赖性较强,重污染行业如火力发电行业、金属冶炼行业和矿产加工业等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形成了“以污染换增长”的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路径依赖,固化了产业结构的粗放型格局,不完善的环境政策体系并未对污染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施加有效的环境约束。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视,原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对产业实施严格且恰当的环境政策势在必行。为了满足政策要求,污染密集型企业将改变其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减少能源、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比重,而增加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企业会增加研发投资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高端设备,以获得“绿色”的生产技术和更高的治污技术水平。环境政策强度的提升,将有效撬动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跳跃式地升级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该研究结论给我们以新的政策启示:(1)设计完善且详细的减排政策体系,并在未来逐步适当提高环境标准,趋紧对企业行为的环境约束,从而激励企业减排压力由外生转向内生,建立撬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效倒逼机制。由于特定时期企业对环境标准的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政府不能盲目提高环境标准,可在未来不断进行滚动修改,以免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性冲击。(2)政府应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研发支撑,特别是针对环保技术引进和生产设备升级的专项资金支持,驱动企业从“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向依靠“绿色”技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3)设计消费导向减排政策,使政策着力点由生产者行为转向兼顾消费者行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消费者环保意识淡薄,公众的环保参与程度较低,环保组织势力较弱,从而对污染减排的促进作用极为有限。因此,应将需求导向的环境政策纳入中国环境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引导和鼓励“绿色”消费影响生产者的资源配置。(4)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在污染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博弈,而环境政策的落实依赖地方政府的有效实施、监督和反馈。因此,中央政府亟需改变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将减排绩效纳入政绩考核体系,采用财税分权等方式激励地方政府的减排决策和减排行为,促使地方政府能够实质、高效地执行中央政府的环境政策,这是结构调整倒逼机制有效建立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