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荣 (山东财经大学)

　　近二三十年来，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学术领域，“反倾销”都是热点问题。在现实世界中，人们不断观察到反倾销行为在数量上的增加和在使用者上的增多。有赖于媒体的频繁报道，即使是远离贸易和经济领域的普通民众对于“反倾销”这一名词也并不陌生，如果评选最为普通大众所熟悉的贸易政策词汇，相信“反倾销”一词一定可以名列榜首。而在学术领域，研究者也从多个角度对反倾销进行了解读，从反倾销发起的原因到反倾销行为产生的后果都被研究者逐一分析和观察。然而反倾销数量增加的另外一个侧面——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反倾销制度——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研究者忽视。该如何去解释和理解这一事实?此前研究者虽然有所尝试，但目光还是更多地聚焦于一国的国内环境，却忽视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政策影响。

　　诞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反倾销制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得到迅速普及并非偶然，这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它不仅受到一国内部政策环境的影响，而且受到国际政策环境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政策制定者间的信息分享网络日益丰富，这使原先是国家内部事物的公共政策和相关知识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扩散;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面临的很多问题具有共同性，而政府等公共组织面临复杂问题或者全新问题时并不总是拥有处理这些问题的专门知识，因此往往倾向于从外部世界寻找答案，这使外部世界的解决方案成为重要的借鉴。因此“政策转移”在公共政策领域频繁发生。反倾销政策的传播和使用牵涉到“国家”这一行为主体对于国际政策的学习、认同和接纳，这在单纯的经济学框架里很难得到充分解释，却可以通过政策转移理论得到更全面的认识和解释。

　　因此我们通过事件史分析方法观察了在通常的经济因素和策略反应因素之外，政策转移如何影响国家的反倾销政策建立。研究表明反倾销政策的建立是国家内在需求和外在因素影响的共同结果，政策转移和国家的内在因素共同构成了反倾销这一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真实图景。反倾销政策在特定国家国内政治制度结构和利益集团的影响约束下，通过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地缘因素和政策接触等途径转移到不同的民族国家内部。

　　WTO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被提起过反倾销调查，从政策转移的角度考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还会有越来越多此前从未使用过反倾销政策工具的国家运用这一政策。虽然有研究证实，新兴使用者反倾销政策的确立给其自身带来了贸易损害，但超越贸易利益考虑的话，日益增多的国家建立反倾销政策可能并非绝对坏事。单纯从一国内部而言，它不失为一条低成本治理本国问题的捷径，节省了民族国家政府探索政策的时间，节省了制定政策的成本。反倾销的政策转移还有可能通过威慑效应使其他国家的反倾销行为得到抑制。上述这些思考和结论对于政策制定者都具有超越贸易领域的政策价值和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