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 唐文狮(暨南大学)、吴延瑞(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张宁(江西财经大学)

　　1978-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52.6%，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不仅推进速度快，更重要的是，扩张规模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扩张走的是一条粗放外延式的城镇化道路。一方面，城镇化推进重速度、轻质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另一方面，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特征明显，资源配置效率低，城镇化推进的资源环境代价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城镇化面临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权衡与协调。同时，城镇化不只是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转移过程，也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改变的过程。因此，从人口、经济、社会和土地等多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影响，对于制定未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直以来，中外学者集中于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或资源环境的影响。然而研究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则可以同时涵盖二者。因此，我们采用环境RAM模型测度了中国绿色发展效率，发现在2008年之前，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政府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绿色发展效率基本维持缓慢上升的态势。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实施了“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导致2008年之后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不断下滑，说明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尚未真正走出唯GDP论的思维模式。另外，中国东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差，但分城市群来看，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高于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群，同时，2008年之后，在大部分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呈逐年下降变化的情况下，也有部分地区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扭转了这一趋势，实现了效率的提升。

　　而从不同角度研究城镇化对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我们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居民城镇化能够积极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这是因为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镇集中，会带来交易费用减少和规模经济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但与之相异的是，就业城镇化的推进，绿色发展效率会经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路径，意味着农业人口在城镇就业初期，受劳动技能不熟练的影响，会抑制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而随着后期技能的逐渐熟练，则会转为积极的促进影响。

　　其次，在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过于追求城镇空间扩张和土地开发，不注重其扩张和开发的质量，导致了土地过度城镇化，同时，进行相应的城镇建设也增加了对诸如钢铁和水泥等会造成较严重污染的行业的需求，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乃至破坏，从而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负向的影响。

　　再次，在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是其主要动力，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会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污染和破坏，进而部分抵消了工业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使得经济城镇化在初期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负面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的升级，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会更加协调，经济城镇化促进绿色发展效率提高的作用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最后，通过构造一个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我们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有着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一方面是城镇化初期会偏重于数量上的推进，而非质量上的提升，进而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但在后期的发展中，则会更偏重于质量上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短期内会给城镇带来较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城镇需要一定的消化吸收时间，才能发挥城镇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因此，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需加强对转移的农业人口的劳动技能培训和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注意农业人口转移、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性，以减少城镇化推进初期所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