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源动力、加速度和润滑剂
原文《家庭决策、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载于《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4-05-28 10:05:43
潘静（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陈广汉（中山大学）
在中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扩大。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还表现出一些独特的社会现象：农村家庭往往只是部分成员外出打工，部分成员留守农村，而非“举家”迁移。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以通过亲戚、同乡介绍的居多；在同一地区或单位，来自同一家乡的劳动力比例往往较大，即通常说的“抱团”现象。
怎么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这些独特现象？一方面，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较强的传统家庭观念，家庭成员是否外出打工通常不是成员个体决策的结果，而是家庭通过综合权衡收益和风险后做出决策的结果。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来自于户籍、土地等制度约束，面临异地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等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来自家庭和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互动对劳动力流动和外出就业的作用尤为重要。
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已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源动力”是什么？我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发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经营收入越低，家庭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越高；家庭相对于村庄的相对收入越低，家庭劳动力外出打工倾向也越高，家庭的收入水平即使有了很大提高，但只要提高的程度不及家乡的参照人群，其家庭成员仍然有一种“相对剥夺”的感觉，这会提高其外出打工的倾向。这表明当前较低的农业和非农经营收入所构成农村推力因素以及城市工业化快速发展所构成城市拉力因素是存在的，两者共同构成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源动力”。这有利于加快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但同时也引发如何实现城乡融合的问题。
其次，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加速度”何在？我们发现农村家庭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率也越高，农村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说明农村家庭在做出迁移决策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经济理性，无论是出于家庭内部分工还是进城后就业竞争力的考虑，人力资本都是影响迁移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让较高教育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劳动者进城务工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乡融合，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水平这个“加速度”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什么可以充当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润滑剂”？我们发现，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单个家庭外出打工的行为选择往往追随村庄其他家庭的行为，家庭外出打工率与其所在村庄外出打工率呈现同向变化趋势，即存在“同群效应”。可见，在“乡土社会”，社会互动对劳动力流动有着独特的作用，好比劳动力流动的“润滑剂”。不同于社会网络对城镇劳动力所产生的信息共享机制，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更多产生的是风险分担效应和示范效应。“抱团”迁移可尽量规避单个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风险；早批的外出打工者又会对后来外出打工者产生示范作用。
当然，中国农村劳动力驶向城市这趟“列车”也会遇到户籍、土地等方面的制度“屏障”。这需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常住人口全覆盖等政策，消除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