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蓉、王雯：居民幸福感与公共品货币价值评估
原文《从显示性偏好到描述性偏好再到幸福指数——公共品价值评估的几种研究方法述评》，载于《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4-05-27 10:09:52
评估地方公共品和其他非市场性产品的价值是目前应用经济学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国防、司法、清洁空气等公共品对个人价值几何？更一般地，这一问题其实就是个人如何为公共品或公共供给的产品定价。根据公共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个人完全没有动机公开其对公共品尤其是非排他产品的真实需求，这就很容易低估这些公共品的真实价值。
1974年，伊斯特林发表了一篇关于个人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开拓性论文，其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幸福研究的兴趣。随着幸福经济学的日渐成熟，一种基于幸福感调查的新方法，幸福指数法，又叫生活满意度法，开始作为一种为公共品定价的可选方法被引入，公共品尤其是环境质量、公共资源等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开始引起关注。这一方法通过幸福指数问卷调查将个体报告的主观福利水平和公共品具体情况相关联，就生活满意度直接来评估，或者当自我描述的幸福指数和个人、社会经济因素、区位地理因素等有关时，就可以建立幸福函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估测出公共品和收入的边际效用，从而计算二者之间的权衡比率。
目前，幸福感调查问卷已经被用于评估机场噪音、洪水灾害、恐怖袭击、收入不平等以及气候变化等的货币价值。威尔士在2002年发现二氧化氮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可测量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空气质量的改善就具有相当大的货币价值。2006年，他进一步估计出减少二氧化氮和铅污染可以带来人均1200美元的经济效益，而在2007年他将此结果更新为人均2200美元。莱文森（2012）估计出美国空气污染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幸福感的负效用相当于年收入减少459美元，也就是每天减少1.26美元。具体而言，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增加一单位给居民带来的痛苦相当于总收入减少17%。费雷拉等（2006）测算出爱尔兰居民愿意为减少一单位的PM10支付1100欧元。雷丹兹和麦迪森( 2005)发现高温、严寒等极端天气对主观幸福感是有害的,尤其是春旱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损害等价于家庭年收入减少18000澳元，且2002年的干旱对幸福感的损害等价于国民收入减少54亿澳元。
卢庆阁和拉斯齐（2009）证明了洪涝灾害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平均而言，18个月以内遭受过洪灾影响的居民所报告的生活满意度要比其他人低0.035分（四分制量表），居民愿意支付0.7%的家庭年收入或195美元用以降低2.6%的洪灾发生概率。迪特拉和麦扣洛克（1999）计算出通胀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将缩水150美元（以1985年为基年），即通胀率每提高1%会引致人均收入2%的福利成本。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测算出中国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每上升0.1，居民“潜在主观幸福感”将下降0.063，且低、中低、中高、高四大收入阶层居民的“潜在主观幸福感”将分别下降0.095、0.076、0.047和0.040。
里查德·莱亚德在2006年就提出，公共经济学理论急需改革，因为它无法解释人类福利的近代发展史，并且忽视了现代心理学的一些主要发现。这样看来，把主观福利和幸福感引入公共品定价领域，利用幸福指数评估公共品货币价值，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公共经济学，未来必将公共品价值评估理论及实证研究推向另一个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