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洲、冉茂盛、黄俊等：所有制、政治关联与企业超额信贷
原文载于《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4-05-27 10:11:30
金融资源配置在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始终是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前提是市场化运作。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融资尚未成为公司主要融资方式，银行控制了大量的经济资源，银行贷款仍然是公司资本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尽管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但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经营等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比较多。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将信贷资金配给到与各级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为取得政府干预的利益，主动寻求政治关联成为多数企业的理性选择。那么当我国民营企业开始寻求政治关联，其面临的融资约束是否得到缓解？商业银行是否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对某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提供了超额信贷，而对其他企业信贷不足？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态势的了解，并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依据。
超额贷款现象易于感知，难以度量。我们借鉴过度投资研究领域的方法，根据企业的财务特征估算出企业正常需求的贷款额度，然后用企业实际银行负债与估算值之差的绝对值作为超额贷款与贷款不足的代理变量，再以此为基础展开后续研究。研究发现：在我国银行业普遍“惜贷”的局面下，某些上市公司依然取得了银行的超额信贷支持；获得超额信贷支持的大多是国有企业，并且高管的政治背景以及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强化了国有企业超额贷款的形成；某些民营企业尽管也得到了超额银行贷款，但起主要作用的是银行关系，而非政治关联。由此可见，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特殊的制度安排下，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替代机制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帮助其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但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尚不足以造成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的过度借贷。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产权的同质性决定了国有企业在信贷配置方面的优势地位，而其政治关联型高管的存在使得这种优势进一步加强，从而加剧了国有企业过度举债的程度。此外，我们还发现，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对抑制国有企业的超贷行为基本上不起作用，却显著地抑制了民营企业超额贷款的形成。
尽管如此，我们最后依然认为，对民营部门的成长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强法律和政府对产权的保护、建立更加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才是长久之计。原因有三：其一，虽然政治战略作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诸多企业的主导型战略之一，其对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举足轻重，但其消极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政治关联所带来的“政治性”贷款、税收减免和政府配额、执照、许可证、特许经营的审批等政策优惠，往往会扭曲价格机制并造成不完全竞争，进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变革产生负面影响。其二，政治关联虽然能够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其作用机理客观上也会在民营企业间衍生出类似国有与民营的“所有制”竞争——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获得“准国企”的保护，而非政治关联企业的外部环境依旧没有得到改善。其三，在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难以有效约束内部人机会主义倾向的情况下，企业借助政治关联等非正式的替代性机制进行外部融资的行为很可能掺杂着公司终极控制人的侵占动机。在我国当前制度背景下，对大股东利用政治关联等替代性机制进行“侵占性”债务融资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这或许也是未来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