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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摘编
发布时间:2014-01-16 10:25:58

  (2010年3月15日出版)

  中国经济研究

  1.能源要素价格改革对宏观经济影响的CGE分析

  胡宗义  刘义文(湖南大学统计学院)

  当前国内要素价格改革呼声很高,其中能源价格改革更为迫切。要素价格改革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如何?其影响程度有多深?目前的研究多基于定性分析和传统的单方程计量回归模型,对于逐渐溶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而言,要素价格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应用一套综合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合理选择。本文利用中国CGE模型-MCHUGE模型,研究提高能源价格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2006-2015年间能源强度的变化,在2006-2010年间能源强度每年都下降1.83%左右,在2011年后保持了与预测模拟值10%左右的负偏离,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其原因是能源价格的提高优化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减少了总体的能源消费。但是能源价格提高给宏观经济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实际GDP比预测模拟值下降3%,其导致的出口下降和投资需求下降分别是短期和长期GDP下降的主要原因。

  2.中国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视角的分析

  张东辉  孙华成(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物价稳定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如何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在测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基础上,利用TARCH模型研究了物价波动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非对称影响,并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视角分析了物价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物价波动使得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变化越来越小;物价波动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当物价变动1%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反向变动0.579%;物价波动对经济增长有着负的直接影响;物价波动通过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间接影响。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物价稳定的因素,物价稳定不仅仅是宏观调控政策的落脚点,而且应该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发点。此外,还需考虑保持物价稳定持续性的因素,农民生产时物价处于上涨期,原材料价格高,而农民收获时物价处于下降期,农产品价格低,价格的反差使得农民的利益受损,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升,从而影响我国扩大内需目标的实现。

  3.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基于中国1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周京奎 王岳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本文利用1999-2006年全国13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非农人口、产业集聚、政府支出、房地产投资额是造成农地非农化过程的主要因素。对大城市来说,由于城市规模较大带来的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使得产业集聚和房地产投资对城市土地面积产生了非线性的影响,其中产业集聚的影响弹性在0.56-1.57之间,因而产业集聚和房地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中等城市由于受市场规模的制约,不存在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但产业集聚和城市非农人口的增加对农地非农化过程的影响弹性均在0.12以上,且人口的正向影响更具有长期性。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别制定相应的城乡土地发展政策:对于大城市而言,集聚经济将给本地经济带来较显著的正外部性,房地产投资将给开发商带来较高的利润,此时农地非农化过程应遵循市场规则,使土地出让者能够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进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对于中等城市来说,城市非农人口增加推动的农地非农化属于城市增长的必然需求,因此这类城市采取城乡分割的土地市场模式将更有效率。

  4.基于Logit模型的农民土地调整意愿分析——来自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张三峰  王非(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Logit模型检验了农民个体特征对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并对学术界有较多争论的农民“恋土情结”、土地调整中的“干部寻租”假说、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等观点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是否曾外出打工、家庭人均土地面积对农民土地调整意愿有负的影响,而且农民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其土地调整意愿的概率下降1.43%;基于对未来风险的不确定,曾外出打工的农民并不愿意放弃现在占有的土地;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亩,其土地调整意愿的概率下降1.49%,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农村家庭人口变动会诱发土地调整。此外,农民家庭是否有固定电话和农民及其家人是否享有社会保障变量对其土地调整意愿影响显著为正,与预期符号相反,可能的解释是农民是否享有社会保障并不是影响农民土地调整意愿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享有社会保障后,农民的“恋土情结”依然促使部分农民通过土地调整来占有土地。研究还发现,在农民土地意识增强的背景下,土地调整中的“干部寻租”假说并不存在。最后本文认为,应通过土地市场流转机制的健全和发展来取代土地调整,同时要注意与土地流转市场相配套的制度改革,如户籍制度的改革。

  5.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入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

  张全红(五邑大学管理学院)

  本文分别以中国官方贫困线和国际贫困线为标准,利用历年扶贫资金和贫困指数的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政府的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和贫困减少的长、短期关系。结果发现农村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短期的促进作用,但效果不显著。从长期看扶贫资金抑制了农村贫困的减少,但这两者之间不存在G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经济增长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加重了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本文认为,进一步改善农村扶贫资金运行机制、提高扶贫项目的瞄准性,对于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6.货币政策对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效应——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比较研究

  马颖(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Abdul Jalil(巴基斯坦国家银行)

  陈波(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都是通过使用货币指标来实施货币政策。本文对中巴两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绩效给予关注,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两国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两国的经验数据都印证了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推论;第二,货币非中性假说在两国的经验数据中均无法被拒绝;第三,在中国存在货币数量论所描述的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同步增长的预测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巴基斯坦却不存在;第四,两国若想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都必须在长期内降低通货膨胀率。

  7.银行信贷、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压力

  潘敏  缪海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实证检验了2005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现实宏观经济环境下,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时间的推移一直增加,在第5期对经济增长变化的贡献达到35.45%左右,超过经济增长自身冲击的贡献,并且在以后的各期都是主导因素。但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第9期达到最大后呈逐步下降的趋势。短期内,CPI自身的冲击是其方差的主要来源,其贡献率一直在55%以上。银行信贷、M2、利率和上证指数变动对CPI的贡献都较小,均在10%以下。其中,银行信贷变化对CPI变动的贡献率最小。但长期来看,银行信贷对物价的影响将趋正。这表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大规模的信贷投放对宏观经济的回暖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后危机时代,商业银行应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增强信贷支持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避免形成通货膨胀预期。

  8.金融市场条件与货币政策关系的解析——基于四元VAR-GARCH(1,1)-BEKK模型的分析

  李成  马文涛  王彬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肇始于美国金融市场的次级债券危机,逐步演化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对金融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的深入思考与探索。本文采用四元VAR(6)-GARCH(1,1) -BEKK模型,在较为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同时刻画了股票市场、债券

  市场、外汇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阶矩和二阶矩关联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能关注了金融市场条件的变化,同时,金融市场条件的变化对货币政策传导也构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事实上,在完备的金融市场中,依据金融工具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可以构筑长短期利率期限结构,使得货币政策借助于收益率曲线短边的“舞动”,带动收益率曲线长边的“飞扬”,进而影响市场预期和投资者行为,也由此导致金融市场价格波动,进一步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Tobin’Q效应等影响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利率期限结构包含了市场对未来利率变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等方面的预期,为中央银行的前瞻性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为此,中央银行需要提高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关注程度,理顺利率体系推进利率市场化;同时,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还要加强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搭配,减小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

  9.最终控制人性质、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李青原  陈超  赵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信息能通过项目选择、治理作用和逆向选择等三种渠道来降低契约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因此,结合Bushman和Smith(2001)的研究框架和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Richardson(2006)模型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同时通过应计质量、会计稳健性和盈余平滑度,使用了一种简单加权百分位数赋值方法构建了会计信息质量指数,结果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性在他们间无明显差异;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但其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负相关性不显著。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加快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披露系统的市场基础设施,如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队伍,以更好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资本配置中的作用。

  10.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与税收流失的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李一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董旸(山东省地税局)

  罗强(山东电力研究院)

  个人所得税是我国极具发展潜力的税种,其税收收入能力事关政府增收与居民减负之间的矛盾。如何准确测算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潜力并制定合理有效的征收政策,是和谐政府与社会公众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山东省为例,把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分为现实收入能力和潜在收入能力两个层面。从现实收入能力来看,2007年山东省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和GDP的比重分别为4.5% 和 0.55% , 同年我国这一平均水平为6.98%和1.28%,很明显,山东省较全国平均水平为低;而从潜在收入能力来看,包括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两个部分。在地上经济的测算中,本文按照个人所得税的税目,对个人所得税的潜在收入作了分项估计。对地下经济,本文在现金比率法的框架内,进行了测算。两个部分加总后的个人所得税潜在收入能力巨大,但转化能力不足,尤其是地上经济税收流失严重。综合税收流失率从2000年的37.75%增加到2007年的58.70%。究其根源,本文认为信息不对称、征管权和收入归属权不匹配、税制的低效和纳税人遵从率低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11.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工资溢出——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艾洪山*  张亚斌(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亓朋(鲁东大学经济学院)

  基于1998-2001年中国制造业9个二位数行业的12 180家企业的面板数据,本文估计了内资出口、内资非出口以及外资出口和非出口企业间的工资差距。研究结论为:(1)内资非出口、出口、外资非出口和外资出口企业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平均工资差距,且企业间技术水平、资本密集度以及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征间的差异对上述工资差距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2)相邻省份间FDI对省内内资企业工资有显著负影响,其影响途径主要表现为要素市场的劳动力转移和商品市场的商品竞争;非相邻省份的FDI对省内内资企业工资的影响显著为正,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其影响途径主要体现为要素市场的劳动力转移。(3)省内国际贸易对内资企业工资影响显著为正;由于区域间产业趋同现象的存在,相邻省份的贸易对省内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相关的政策建议有:(1)内资企业应进一步加强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2)一如既往地鼓励进出口贸易是当前面对金融危机的良好选择。(3)政府应当从宏观上对区域的发展进行有效的引导,消除区域壁垒和市场分割,在全国建立同统一的市场,使产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

  12.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影响——基于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刘建  蒋殿春(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随着我国石油消费量和进口量的不断增长,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基于38个行业的月度数据,本文详细分析了2003-2009年初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PPI指数的影响,发现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对我国PPI指数仍具有重要影响。从各大类PPI指数来看,国际油价波动对生产资料PPI指数影响的更为直接和明显,对消费资料价格的影响是间接的,并且存在很强的滞后性。从分行业的PPI指数来看,直接消耗原油或与其直接相关的行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受国际油价波动冲击的影响最大,而消耗成品油的各行业(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影响其次,再次是一些与有机化工产品密切相关的行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塑料制品业)。这主要与各行业的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有关。为此,我国应加快国内成品油定价体制改革和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以促使各行业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和替代能源的发展,才能最终有效地降低国际油价波动给我国经济所带来的价格效应。

  13.汇率制度改革前后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研究——以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为界

  吴志明  郭予锴(湖南大学金融学院)

  汇率传递效应不仅影响国内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而且还会影响国内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本文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价格传递效应的路径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就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本文认为,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递路径主要通过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进行,其中,直接影响渠道包括直接传递机制与成本传递机制,间接影响渠道则包括替代与收入机制、预期机制。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基于累积的脉冲响应函数来计算汇率传递效应。结果显示,汇改前后人民币汇率对PPI的传递效应为18.79%和16.74%,而对CPI的传递效应分别为5.546%和6.879%,可以发现,人民币汇率对PPI的传递效应明显下降,而对CPI的传递效应则略有上升。人民币汇率对PPI传递效应明显变小的原因在于传递路径中成本机制的效应被弱化,对CPI传递效应略有增大的原因是传递路径中预期机制的效应明显。

  经济理论探索

  1.反垄断法实施中相关市场界定的SSNIP方法研究——局限性及其改进

  余东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反垄断法实施中越来越多地采用SSNIP方法来界定相关市场。SSNIP方法也称做“假定的垄断者测试”,检验的是“小而显著的非暂时性价格上涨”是否能使假定的垄断者有利可图。SSNIP方法在理论上明显优于产品功能界定法,然而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SSNIP方法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基础价格选择不当可能导致评估失误,价格上涨幅度的不确定性使得测试具有较大随意性,SSNIP方法可能导致“玻璃纸谬误”,在具体操作中也存在缺陷。为了弥补SSNIP方法的缺陷,欧美国家的反垄断当局在司法实践中对其进行了改进,并采用共同分析法、EH测定法、临界弹性分析法、临界损失分析法、UPP测试法等多种辅助测定方法,形成了相互映照的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体系。我国在刚刚颁布的《相关市场界定指南》中采用了SSNIP方法。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需要对SSNIP方法进行改进和完善,以保证反垄断政策的有效实施。

  2.银行业市场结构与货币政策冲击——基于异质性银行的模型分析

  胡莹  仲伟周(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本文通过构造货币政策冲击下的贷款市场总体均衡模型,研究银行在受到资本充足率和存贷比约束的条件下,最优信贷决策行为。分析发现,在垄断竞争的银行业市场结构背景下,银行间在价格竞争方面表现出“战略互补”特征和由此带来的“模仿效应”,因而,当银行满足资本充足率和存贷比要求时,银行业传导的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是有效的;而当贷款市场中的银行不能满足资本充足率或存贷比要求时,信贷渠道则表现出无效性。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从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角度入手,以我国垄断竞争的银行业市场结构特征为前提,进而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原因;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建立数理模型的分析方法,力求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最后,在建立在我国垄断竞争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条件基础上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我国银行业的现实发展和运行情况,以资本充足率和存贷比的差异为标准,区分不同银行类型,再基于异质性银行的特征展开深入研究。

  理论前沿动态

  1.信息披露:近40年国外研究综述

  淮建军  雷红梅  赵誉谦

  2.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问题解读

  黄飞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