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5日出版)

　　中国经济研究

　　1.人民币升值影响就业的机制、效应与政策含义

　　卿石松(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汇率变动通过对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决策，主要传导机制有产品出口、原材料进口、资产负债比和劳动效率等。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1、人民币升值使国内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2、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原材料的相对价格，导致进口原材料对国内要素更多的替代，使就业减少;3、人民币升值使企业外汇资产缩水和资金流动限制加剧，企业投融资能力降低，抑制了就业的增长;4、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国内产品的相对价格，加剧了产品的外部竞争，迫使企业减少劳动投入。文章通过对1980-2006年度数据的分析发现，不管是趋势性升值，还是周期性升值，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就业在短期和长期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适度低估的汇率能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出口需求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前，应该维持一个稳定和有竞争力的汇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主要措施是在人民币升值时施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暂不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

　　2..自主性治理、投机行为与股票收益—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研究视角

　　陈德球  马连福  钟昀珈(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

　　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中国公司治理从“合规”阶段的强制性治理向“创新”阶段的自主性治理演进的制度背景，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视角，采用“治理机制—公司行为—经济后果”这一研究范式，对自主性治理、投资行为与股票收益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与股票收益显著正相关，而其实现途径的主要是通过作用于公司投资行为这一中介变量。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上市公司的一项自主性治理机制，不仅能够降低逆向选择问题，同时还能解决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道德风险问题，提高对项目的选择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稀缺的财务资本有效地流向好的投资机会;同时向投资者传递良好的公司信号，赢得投资者的支持，最终提高公司在市场上的股票回报。上述研究发现，揭开了治理机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黑箱”，对理解公司治理影响经济后果的实现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与实证分析

　　程名望(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史清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本文运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人微观决策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6年国家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对纳什均衡的结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民进城务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村因素，也有城镇因素;既有成本因素，也有收益因素。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有些是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动因，有些则构成了劳动力转移的障碍。总的来看，农民进城就业机会越多、进城务工工资越高、在城生活成本越低，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意愿就越强烈，进城数量就越多。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出台的减免农业税、粮食直接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民务农的收益有所提高，这将提高农民务农的积极性，从而对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只要务农的收入抵不上进城务工的收入，理性的农民工仍旧会选择进城务工。由此，政府要转变职能，消除原先一系列针对农民的歧视或不平等性的制度或政策，依靠市场经济的规律而最终解决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4.权威创造权利:一个理论拓展——以苏南H村土地流转为例

　　华彦玲(江苏行政学院)

　　权威创造权力的形成是某个或某些有影响力的权威人物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的、不受法律保护但得到社会认可的、可以帮助形成他与其他人进入交易的合理预期的权利，这一权利可能会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苏南乡村土地流转的权力是一种权威地权。在分析苏南及H村权威创造权力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国家基于统治者自身租金最大化的目标寻求其代理人，促使了苏南乡村地区乡村权威权力的再度扩张;二是土地利益的分配来自对地权的控制，谁掌握了地权谁就主宰利益的流向，苏南乡村大规模土地流转改变了地权平均的状态，土地流转后的各项地权成为几乎完全受苏南乡村权威控制的权威地权;三是苏南乡村土地流转后产生的这种权威地权是一种不规范的制度形式，它不可避免会存在利益分配上倾斜于制度制定者——乡村权威。因此，其制度绩效有待作进一步考察。

　　5.房地产投资的区域组合可以降低投资风险

　　张坤(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曾爱花(东华大学地测学院)

　　在房地产投资过程中，通过将投资分散在不同的区域，可以有效地降低房地产投资风险。其中的区域不是通常意义中地理上比较接近的一片地区，而是根据经济上联系强弱程度划分出的不同空间，称之为按经济基础划分的区域。按照这样的区域进行组合投资，能够比按地理区域组合取得更大的降低风险的效果。如果在选择区域的过程中加入房地产供需因素，则能使这种效果更加显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不同性质的区域，其组合方案之间通常并不存在着绝对的优劣，一般依不同的风险区间而变化;(2)不同区域数目的组合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否则有可能导致不同甚至错误的结论。由此，可以进一步推理得出，区域组合与股票等资产组合不能直接比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及其他部分国家房地产市场相对平稳，表明房地产投资的区域组合在降低投资风险方面优势非常明显。

　　6.香港人民币现金流通规模的估计：1998-2006

　　尹亚红(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流通规模越来越大。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货币需求模型，并运用单位根、Johansen协整及误差校正模型等检验方法，对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人民币现金在港流通规模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随着内地与香港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在港流通规模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因此，为了顺应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港流通规模，中央政府可以采取相关政策措施，如继续保持稳定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稳健的宏观经济运行;进一步加强两地贸易往来，促进两地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大力推动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加大金融工具的创新，尤其是以人民币标价的国际金融资产及其衍生金融工具;加快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步伐;加快推进人民币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等，以此推动人民币区域化的最终实现。

　　7.中美两国股票市场联动性研究——基于CCF检验法的新证据

　　西村友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中美股市的传导链上,居于主导地位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研究认为,这是在中国宏观经济强劲发展与国内资本市场严格管制的双重背景下所产生的现象。近年来,中国经济整体呈现快速、强劲增长态势,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因此中国股市信息的变化也就影响着国际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此外,加之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仍然较低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美股市之间,在美国股市强势影响他国股市的大趋势之下,形成了一小股“中国影响美国”的逆流。同时,本文还发现了美国股市开始影响中国股市的趋势。这进一步说明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中国政府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在经济全球化中我们一定要慎重掌握中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以防范境外股市的剧烈波动对中国市场的破坏性冲击,实现中国股市健康而稳定的发展。

　　8.基于VECM-BEKK-二元GARCH模型的沪市A、B股市场信息传导关系研究

　　楚尔鸣  鲁旭(湘潭大学商学院)

　　通过VECM-BEKK-二元GARCH模型对沪市A、B股市的信息传导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沪市A、B股市场在长期价格溢出是双向的，但短期仅有从A股市场到B股市场单向价格溢出;另一方面，沪市A、B股市间存在波动溢出，但是非对称的，且是A股市场向B股市场溢出。从而证实了由A股市场向B股市场单向传导是沪市信息传导的主体路径。针对这一实证结论，笔者从B股市场开放;QFII制度的实施;汇率制度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可能的制度性原因。最后笔者为进一步完善B股市场，形成信息双向传导的机制，实现两市合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9.公司治理结构变化与财务危机识别——基于中国深、沪市ST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金燕华(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 陈冬至(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本文以被特别处理作为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标志，从股权治理结构和董事会治理结构等方面纵向动态考察了公司治理结构变化在财务危机发生过程中的累积影响，详细分析了在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过程中，公司治理恶化所产生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采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的比值作为指标的股权制衡程度差异与产权比率差异和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权益净利率差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离职人次与产权比率差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权益净利率差异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其他股东对控股股东制衡能力的减弱意味着掠夺成本的降低，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民权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将使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增加;独立董事的频繁更替是上市公司趋于财务危机的征兆。公司治理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上市公司进入财务危机的原因。从防范财务危机的角度出发，应该从多个方面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10. 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商务成本与学习曲线的视角

　　张少军(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李东方(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通过承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模式的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同时，也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缩小地区差距的双重任务。但是GVC模式产业转移内涵的作用机理，使其又成为中国完成双重任务的出发点。本文就此指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GVC模式的产业转移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能否实现转移取决于两地商务成本结构的对比。中西部地区是我国自然资源的主要储藏地，从而形成了与东部地区的要素成本梯度，为吸引产业转移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东部地区在产业配套、物流成本和地方政府效率等方面形成的优势，使其在交易成本上有优势。因此，中西部在吸引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降低原来高额的交易成本，才能将产业转移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产业外移到其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考虑到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一国商务成本的水平是逐渐上升的，中国则应该立足于在位优势和大国优势构建国内价值链，以充分发挥学习曲线的效应。

　　世界经济研究

　　1. 解读美国金融危机——基于实体经济的视角

　　陈继勇  盛杨怿  周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文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深度剖析了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影响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美联储先松后紧的货币政策，美国网络经济破灭激发的房地产经济泡沫的破灭和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美国过度消费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美国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已通过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通过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多种渠道在全球传导，侵蚀全球的实体经济，引起全球性的消费下降、投资放缓、出口跌落、经济下滑和失业上升，并很可能演变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为应对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救市行动，但成效甚微。本文指出，只有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重构全球实体经济，循序渐进的调整全球经济失衡，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世界经济的衰退。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其通过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渠道对中国经济中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部门产生负面影响。为此，中国应在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保证本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抵御、遏制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2.欧佩克国家经济多元化战略对国际油价的长期影响

　　赵中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欧佩克国家的经济多元化战略是本轮油价上涨的重要支撑因素。为了摆脱国民经济对原油出口的单一依赖，欧佩克国家纷纷实施了经济多元化战略。随着经济多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业化倾向加强和国民收入提高，欧佩克国家的原油消费量快速增长。工业部门尤其是石化产业的石油需求量将获得快速增长。未来一段时期，中东和北非地区对汽车燃油的需求量将持续快速增长。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电力生产和海水淡化部门是该地区主要的能源消耗部门，这两个部门对石油的需求居高不下。近些年来，欧佩克国家在境外设立了许多石化项目，经由出口部门增加了欧佩克国家的间接石油消费量。由于非欧佩克国家的原油生产增长粘滞，欧佩克国家在满足全球原油需求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全球需求保持强劲，但是整体上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生产增长减缓。世界剩余产能维持在低水平，且高度集中于沙特等少数几个国家。欧佩克国家经济多元化战略的持续推进，将使国际原油市场的供求结构发生改变，国际油价可能长期保持在高位运行。

　　经济理论探索

　　1.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角度：长期、短期和超长期

　　郭广迪(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这三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斯密是长期分析;凯恩斯是短期分析;马克思是超长期分析。凯恩斯的短期分析与斯密的长期分析的共同点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分歧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否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与斯密的长期分析和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最根本分歧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必将走向灭亡。在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分歧的前提下，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的相关内容看，他并不认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分析和短期分析本身是毫无意义，而且他本人事实上也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过长期与短期分析，因为他认为这对于其长期分析是完全必要的;从萨缪尔森等当代西方经济学者的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的相关内容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超长期分析对于他们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他们认为马克思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探析

　　贺尊(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剩余价值的生产既是整个资本运动的轴心，又是资本主义的生命线，是在“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在劳动时间以上的超过部分”的基础上实现的。本文认为，把一切节约高度概括为劳动时间的节约，而劳动时间的节约——本质上可还原为资本运动成本的节约;资本运动成本的节约或降低，意味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意味着创造出更多的资本积累转化为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在由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构造的新的时空运动里，资本总是力求压缩时空(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实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耗费的运动成本最小化。资本是运动的、运动是有成本的、资本运动成本的最小化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驱力已成为首要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的这一资本运动成本思想，是我们转换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研究视域的一次理论创新的结果，它不仅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且还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这预示着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将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作为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思想引擎和行动指南。

　　3.关于经济收敛的一个新寓言——引入闲暇后增长性质的改变

　　魏翔(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新古典与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争论之一在于经济是否会收敛，后者通过将技术进步率内生进而证明经济可以持续增长。本文认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的性质不但和生产及技术有关，而且会越来越受到闲暇选择的影响。然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文献都只考虑闲暇对产出的替代效应，而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却主要关注闲暇的互补效应。为此，本文综合学科间的观点和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基于闲暇的内生选择，将闲暇的互补效应和闲暇的替代效应同时引入卢卡斯模型和(带人力资本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计算后发现，引入闲暇选择及其互补效应后，经济增长最终会收敛：内生增长将“回归”为新古典增长。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当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向稳态逼近时，闲暇的互补效应和正边际效应引致个体选择更多的闲暇，这会使闲暇的替代效应最终抵消并超过闲暇的互补效应，导致经济收敛。但和新古典的收敛不同的是：由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中包含了体现“自由与快乐”的闲暇变量，因此这种收敛是一种“个体出于效用最大化目的、自动放弃持续增长”的主动选择，而新古典收敛是源于要素积累报酬递减的被动选择。

　　4.文化与经济增长：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罗 浩(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区别于广义的泛文化概念，将文化狭义地界定为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系，包括态度偏好、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文化并非生产中的直接投入要素，它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劳动供给、资本积累和教育)、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等因素，而间接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产生作用。引入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条件趋同模型，文化可作为一个变量改变与上述因素相对应的储蓄率、劳动增长率等经济参数及生产函数形式，由此可能打开对文化的经济影响进行数理分析和计量检验的大门，初步构成在理论上连接文化禀赋与经济增长、并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例如，节俭和重教是儒家和新教共同奉行的文化特质，理论上分别可以提高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从而有助经济增长，但传统儒家文化的节俭和重教是非生产性的，由此造成十九世纪东亚的衰落和欧洲的兴起，而二十世纪后期的东亚奇迹，则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实质在长期的西学东渐中已发生变迁，节俭和重教已转变为生产性用途。

　　5.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资源暴利：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解释与启示

　　郭金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举世瞩目，然而，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前的中国奇迹是对二百年前西方世界兴起的回应。由工业革命引起的技术水平的差异使形成历史大分流的直接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形成和发展了激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经济制度，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权制度激发了民众创业和创新的热潮，经济组织形式也不断的发展和演化，从而为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没有发生重大的演进，市场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这一老大帝国的经济主体。然而，制度变迁常常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形成了制度的“分流”?本文认为，由新大陆获得的资源暴利使西方国家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这刺激了对于产权保护制度的需求，从而使相关的制度基础不断完善。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西方世界的兴起也被视为“欧洲奇迹”，而中国奇迹正是对欧洲奇迹或历史大分流的回应。

　　6.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回归——基于区域性要素禀赋的视角

　　郝大江(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

　　在对传统空间经济增长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回顾并分析了其目前存在的理论困境后，本文从空间的角度将要素分为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这种对要素的区域性划分，不仅可以有效地解释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理，而且足以规避空间不可能定理的否定结论。在对要素区域性进行详尽论述的基础上，文章建立了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非均质空间经济增长模型，通过理论阐释和模型推演，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背后的经济机理：区域性要素禀赋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片面的加大非区域性要素投入试图追求各区域间经济的平衡发展或者力求缩小不同要素禀赋条件下的各区域发展差距，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区域经济的发展强度超过了区域性要素禀赋的承载能力，那么区域经济在得到短暂的发展之后会面临非常严峻的难以维续的状态。

　　7.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度量：基于TFP的理论分析

　　覃家琦  齐寅峰  李莉(南开大学商学院)

　　国内学者经常在理论上和实证上探讨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问题，但投资效率对于微观企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则并不明确，以至经常看到投资效率宏微观相背离的结论。然而，根据公司财务学的Fisher-Modigliani-Miller传统，公司财务学中的企业投资行为其实等价于经济学中的生产行为，从而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等价于生产效率或生产率。据此，投资效率可以首先划分为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前者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后者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度量。基于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投资的动态效率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率、技术进步变化率、规模效应变化率和资本配置效率变化率。再利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例如上市公司)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静态效率，或估计出动态效率及其四个分解项，由此可获得整体企业即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判断。在这种研究方法下，企业投资效率并不存在宏观和微观之差别。

　　理论前沿动态

　　1. 新经济地理学演进与实证研究述评

　　汤学兵

　　2. 智力流动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林琳

　　3. 民间金融微观基础的经济学分析——基于轮转基金的文献综述

　　孙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