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5日出版)
中国经济研究
1.公众主导还是国家主导：1952-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常世旺 韩仁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影响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在1952-2006年的54年间，各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由于体制变化，将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1952-1978年、1979-1993年和1994-2006年。在影响因素上，收入规模对支出规模的影响在三个阶段都呈现正相关，影响程度从1994年前的不显著变得显著;财政分权对支出规模的影响在阶段Ⅱ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而在阶段Ⅰ则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阶段Ⅲ与前两个阶段相比，不仅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而且程度明显加强;城市化率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度是逐渐递减的;总人口净增长率在阶段Ⅰ呈现出弱负相关性，阶段Ⅱ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而阶段Ⅲ两者又转变为正相关;开放度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在阶段Ⅱ和阶段Ⅲ是负相关，而由阶段Ⅰ到阶段Ⅱ，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众主导型理论对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的解释作用弱于国家主导型理论。即财政收入和政府产出成本因素成为制约财政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人均GDP和人口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作用不明显，但其对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文教科卫支出规模具有显著影响。随着财政支出模式和支出重点的转变，人均GDP、人口和城市化率等因素将取代目前的财政收入和政府产出成本两因素而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2.中国省际TFP差异及其增长模式的经验分析
庞瑞芝 杨慧(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经济增长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生产力的成长。由于我国省际之间差异巨大，各省市地区生产力成长模式各不相同。研究表明，中国30个省市生产力成长分属于不同类型，有悲惨增长型、低增长型、中等增长型和高增长型;影响各地区生产力成长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政府作用和对外开放程度。由于各地区生产力成长的主导因素不同，各省市增长模式不尽相同，有市场导向模式、内涵增长主导模式、政府主导模式以及综合发展模式。针对不同增长模式，各省市在提升生产力、改进增长模式方面需要不同的优化路径：对于生产力处于悲惨增长和低增长的地区，如贵州、四川和湖北，应全面提升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对生产力发展的贡献能力，同时尽量减少对政府导向的依赖;对于生产力处于中等增长和高增长的地区，重点通过提高内涵增长能力来提高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政府主导模式的高增长地区如陕西、内蒙古和山西，要转变经济增长对于政府作用的依赖，通过完善市场环境、培养内涵增长能力来提高生产力成长潜力。
3.城市贫困群体就业扶持政策的劳动供给效应——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研究
张世伟 周闯(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就业机会的缺失是城市人口陷入贫困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通过应用自然实验方法对城市贫困群体就业扶持政策的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发现，城市贫困群体中女性劳动供给和男性劳动供给的净工资弹性分别为3.22和1.94，就业扶持政策使城市贫困群体中女性劳动供给和男性劳动供给分别增加了106.47%和57.33%，城市贫困群体劳动供给的增加主要是由就业率上升而非工作时间增加引起的。由于城市贫困群体劳动供给具有充分弹性，就业扶持政策能够通过改善就业环境明显地促进贫困人口就业，达到有效削减城市贫困的政策目标，同时明显减少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单纯的收入维持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等)只能在短期内部分地缓解城市贫困问题，通过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就业扶持政策等)改善就业环境、促进城市贫困群体就业，才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4.“乡-城”人口迁移对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障的影响分析
刘昌平 邓大松 殷宝明(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近30年的经济转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镇且规模不断增大，必将对城乡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及养老保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人口迁移预测模型，对未来半个世纪的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在有无人口“乡-城”迁移两种状态下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一方面，“乡-城”人口迁移将使城镇老年抚养比相比无迁移状态下明显下降，2020年从29.62%下降到25.99%，2030年从50.25%下降到43.30%，2040年从72.34%下降到59.02%，2050年从87.31%下降到71.65%，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迁入城镇将给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带来大量的“养老金红利”，据此提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使社会统筹账户具有可携带性以利于转移接续，改革个人账户计发方式，充分利用“养老金红利”;另一方面，“乡-城”人口迁移将会导致农村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衡，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从2008年起，迁移后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将从19.57%快速上升到2022年的30.28%、2031年的40.72%、2050年的44.59%，加速了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走向衰弱，据此提出建立完善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结合二者，进一步提出明确政府责任，在农村建立一个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养老金红利”的收益返还给农民。
5.基于VEC模型的教育投资效率研究——中国各级学校间的比较
邓露(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
教育资源是稀缺的，教育投资必须考虑效率问题。已有的研究要么对地区间的教育投资效率进行了比较，要么研究了教育投资的总体效率，对各级学校间的教育投资效率却没有涉及。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各级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作为评价投资效率的标准，选取1996-2005年各地区各级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人均GDP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基于Johansen协整检验的混合估计VEC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对各级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各级教育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2~4年的滞后。其中高级中学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效率最高，表现为1单位标准差冲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接近8%，其他非农村中学、小学的投资效率略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约为4%左右，而职业中学和高等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明显。因此，政府应增加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投资比重，改变目前由县、乡负担基础教育投资的机制，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直接安排投资，从而达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目的。
6.垄断性国有企业应该上市吗?——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邓伟 张力美(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近年来，一些在能源、电信、资源、金融等行业上具有较强垄断色彩的国有企业纷纷进行股改上市，并对内地和香港股市正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与竞争性企业不同，垄断性企业的经营受政府的产品定价、行业准入、融资等诸多政策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政府的管制政策又受到垄断企业和消费者等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只有前者才拥有真正的政策博弈能力，使得政府的政策通常倾向于照顾它的垄断利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政策倾斜的程度与企业的产权性质有关。当企业完全国有时，国有产权的公共性使得政府不得不从公共利益出发，兼顾一下消费者的利益。然而，一旦将企业进行股改上市，它就带有较多的营利动机，政府就会更多地从投资者的利益出发，强化企业的垄断地位。因此，垄断性国企的上市会刺激政府强化它的垄断地位，扭曲企业的激励。除非能构建一个让相关利益群体充分博弈的机制，让政府的政策更好地平衡各方的利益，否则垄断性国企的上市应该慎重。
7.公司治理效率与投资者保护 ——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微观证据
罗本德(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根据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相关面板数据，本文利用随机效应模型讨论并检验了关联交易、投资者保护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控股股东和控股股东担任董事长的公司，其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显著高于没有控股股东和控股股东担任董事长的公司。(2)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业绩显著低于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说明控股股东有可能利用控制权转移了公司利润，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3)关联交易尤其是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显著地与公司业绩负相关，因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两种交易是一种不公平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主要通过这两种关联交易转移了公司利润，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4)投资者保护对控股股东的行为有显著影响，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5)笔者所定义的投资者保护指标显著地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这实际上从微观层面上验证了LLSV的论点，即投资者保护与公司价值正相关。
8.现金股利政策、大股东掏空和资源配置：基于公司成长性的分析
谢军(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文从大股东掏空的角度探讨了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度根源及其资源配置后果，从理论上论证了即使存在掏空的动机，大股东仍然有激励优化现金股利政策和公司资源配置。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随着持股的增加，第一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掏空公司资源的动机明显减弱，并具有更强的激励优化现金股利政策;第一大股东倾向于在高成长性公司中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再投资，而在低成长性公司增加现金股利发放。本文的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表明：第一大股东在决定现金股利政策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和投资决策的积极功能;即使存在掏空的动机，第一大股东仍然具有优化现金股利政策的倾向和动力，其持股的增加有助于缓解掏空性股利政策所生成的资源配置扭曲。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1)股权的相对集中能够激励第一大股东更好地发挥积极的治理功能。(2)股权结构的优化有助于改善公司的股利政策、资源配置和投资决策。(3)股权集中化是缓解第一大股东掏空行径的有效制度解。
9.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定向增发新股?
章卫东(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上市公司后续股权再融资的方式主要有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1998年以前配股是我国上市公司后续股权再融资唯一的方式，1998以后公开增发新股逐渐取代了配股，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定向增发新股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后续股权再融资的主要方式。本文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后续股权再融资的主要方式选择问题，运用中国证券市场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的数据，对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受政府融资政策的影响较大，2005年以前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的“门槛”比配股要低，而且配股时老股东往往可以不参与认购，从信息不对称理论上解释，大股东不参与认购说明其不看好公司的未来成长，给证券市场传递出一个消极的信号，因而配股不受到市场的欢迎。定向增发新股融资引入了机构投资者，可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相对于配股、公开增发新股而言，定向增发新股融资的手续更简单、“门槛”更低，因此，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最佳选择，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要好于配股、公开增发新股。
10.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郭均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 赵钰婷(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财资系)
通过对我国制造业655家A股公司的四项减值准备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2006年新资产减值准则颁布的当年，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大量转回以前年度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现象;第二，新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确实制约了上市公司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为工具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即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新资产减值准则中“不允许转回”这一规定出台的初衷——从制度上压缩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空间，使得长期资产减值能更好地反映其经济实质——客观真实地记录资产的未来盈利能力与其现时的账面价值情况。但新资产减值准则“不允许转回”只是针对长期资产减值，对流动资产如存货、应收款项等的减值问题由其他准则来规范并未明确规定不允许转回，另外也允许企业在处置相关资产后再转回。因而，本文建议一要注重会计准则体系建设的科学性，二要加强对资产减值准备冲回及处置的审计。
11.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产出缺口估计与应用
赵昕东(华侨大学商学院)
本文应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估计了1983-2007年中国的潜在产出及产出缺口，结果显示估计的产出缺口能够准确反映中国1983年以来的经济周期变化而且具有较好稳定性，得出以下结论：(1)2000年后负的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正的产出缺口逐渐扩大，2007年产出缺口已经为正值，这也是2007年出现物价较快上涨的原因。尽管2007年的产出缺口接近1996年的水平，但2007年CPI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率为4.2%，大大低于产出缺口大小相似的1996年的通货膨胀率8.3%;而2007年11.4%的经济增长率略高于1996年9.6%的增长率，可见现在以更低的通货膨胀为代价就可以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这说明我国GDP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即供给能力的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提高了。(2)一个标准差的供给冲击使GDP增长率在当年上升2.1个百分点，然后逐年下降，9年后影响完全消失;一个标准差的需求冲击使GDP增长率在当年上升0.36个百分点，使第二年的增长率下降0.23个百分点，第三年开始影响趋于消失。可见，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对GDP增长率具有暂时的影响;另一方面，供给冲击对GDP造成了持久的影响，需求冲击对GDP只产生暂时的影响。
经济理论探索
1.逻辑实证主义何以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导思维：内在逻辑及其问题
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逻辑实证主义之所以成为支配经济学的主流思维，主要原因在于：(1)它建立在现代物理学和数理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数理逻辑而精确了经济变量间在逻辑上的严格关系，从而使经济学实现了数理逻辑与经验主义的结合;(2)它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拓展了逻辑证实的范围，从而使得经济学理论体系更为严谨，并基于假设的现实无关性假说而为抽象理论提供支持。不过，逻辑实证主义本身却内含着约定主义和工具主义特点，导致了主流经济学只是在特定引导假定下作些细枝末节的解释性或检验性工作，不但不能对自身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也很难为现象预测或社会变革提供具体的指导。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转而热衷于数理的推导和分析，注重逻辑上的一致性或者智力上的体验，从而使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愈发脱离实际。主流经济学家皈依于这种研究思维的主要原因有三：(1)随着主流经济学逐渐走上展示智力的道路，理论经济学家相信，形式比内容更为重要，逻辑的有效性本身比经验相关的难题更为重要;(2)经济学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功利性，主流经济学者也不再是寻求个人的认知，而仅仅是展示个人智力;(3)欧美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稳定，从而将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鼓励了理性模型的构建。
2.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企业反倾销申诉 ——基于贸易保护需求视角的分析
焦知岳(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冯宗宪(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研究中心)
WTO反倾销协议允许成员国在倾销造成国内工业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威胁时采取反倾销措施，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为国内进口竞争性产业提供了保护，但由于高额的反倾销税会诱使外国企业直接投资，它又构成对国内进口竞争企业的威胁，从而降低国内企业寻求保护的努力，影响贸易保护需求。本文分析了贸易保护引致外国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与国内进口竞争企业向政府寻求反倾销保护努力的博弈过程。从分析模型中得出当存在跨越关税壁垒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可能时，国内进口竞争企业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反倾销申诉，以降低外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可能。外国企业也会在反倾销保护措施实施前采取战略性的出口行为，以化解进口国的贸易保护威胁。国内竞争企业寻求保护的努力与外国企业化解反倾销威胁的博弈过程表明反倾销保护需求与外国企业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本文立足于分析国内进口竞争企业寻求反倾销保护的努力如何受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性的影响。在外国企业能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国内进口竞争企业并不渴望寻求最高的贸易保护水平，因此，受国内进口竞争企业利益的强烈驱使，进口国政府将选择有限的保护水平。
3.产品市场竞争、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一个供给分析模型
李青原 王永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纵观国内外的所有文献，学者们都是分别从产品市场竞争或资产专用性视角研究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忽略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会影响公司资产专用性，而资产专用性又会相应影响到公司根据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以平衡投资报酬和财务危机成本。公司决策者不仅应从当前和今后战略竞争需要考虑当前的融资决策和财务杠杆，而且要从资产专用性和竞争优势的角度考虑公司融资能力。因此，基于Williamson和Choate的基本分析框架，我们从债务治理效率的角度构造了一个考虑产品市场竞争和资产专用性因素的供给两阶段模型，目的是探讨产品市场竞争、资产专用性与公司资本结构间的相关性。理论分析表明，公司资本结构与资产专用性、盈利能力均负相关，同时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随着公司产品市场竞争性的增强，资产负债率起初会增加，但在资产专用性随着产品市场竞争增加至某一临界值后，资产负债率会转为下降趋势。
4.反垄断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及其政策含义——兼与王廷惠、谢作诗商榷
唐要家(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
本文针对王廷惠、谢作诗提出的反对反垄断政策的主张，认为王文和谢文没有全面理解反垄断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对反垄断立法目的和执法效果、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等问题的认识均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在对反垄断经济学理论演进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探讨反垄断政策的理论基础和中国的反垄断政策取向问题，认为反垄断法的直接目标就是保护竞争自由，维护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的垄断行为会导致市场竞争机制的失灵，在市场本身无法消除垄断市场势力的情况下，反垄断法就有介入的必要。现代反垄断执法并不是“凡垄断必反”，而是采取了有限目标和谨慎干预的原则。中国的垄断问题具有自然垄断、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三重交织的特点，垄断问题的本质是基于传统行政体制下的行政性进入限制。因此，反行政垄断主要应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解决而不是靠反垄断执法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