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论文简报
《经济评论》2008年第5期摘编
发布时间:2014-01-16 10:07:50

  (2008年9月15日出版)

  中国经济研究

  1.转型期我国多维度贫困测算及其分解

  陈立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人类发展是一个增强人的能力、扩大人的实际选择和实质自由的过程。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发展持续高速,如果仅从收入或消费的角度看,绝大部分人口摆脱了贫穷。然而,贫困人口在其它维度上是否也普遍受益?本文通过Watts多维度贫困指数,从收入、知识和健康三个维度测算了我国转型时期多维度贫困,并对Watts多维度贫困指数进行夏普里分解(Sharpley decomposition)。计算结果表明,1990-2003年,我国多维度贫困出现大幅下降,由0.8331下降到0.0167,降幅达98%。其中,收入贫困(率)下降最多,由61.59%降至2.99%;健康贫困(率)下降最少,由8.08%降至0.21%;知识贫困率由14.14%降至0.21%。另外,在整体义务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部分人口教育年限却在下降,教育发展很不均衡。这说明经济发展给贫困人口在不同维度上带来的好处是不一致的,收入最多,教育其次,健康最少。其政策含义在于:多维度贫困测算方法便于我们从不同的维度识别贫困人口,并为制订瞄准效率更高和针对性更强的差异化、组合式反贫困政策提供依据。

  2.中国内生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公共支出归宿机制研究——兼论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选择

  刘穷志(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文针对由公私两部门组成的混合经济,构建了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公共支出归宿模型。模型表明,生产性公共支出更多地归宿于资源据有量丰裕的富裕人口,其主要部分的基础设施支出、交通支出和流通支出归宿的富裕人口比贫困人口分别多3.07%、11.03%和2.36%;社会性支出基于政府社会公平目标而大多归宿于贫困人口,在教育、科技、卫生、社会救济、支援不发达地区和专项支出中,贫困人口比富裕人口多获得4.22%、3.66%、3.34%、4.25%、6.10%和3.00%;在政府追求高增长的前提下,富裕人口比贫困人口得到更多的公共支出,如果政府考虑群体呼声和社会公平,则贫困人口得到公共支出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多。实证表明,理论模型的三个命题在中国基本上是成立的。据此提出政策建议:(1)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应充分重视社会不公平的严重程度,调整公共支出结构,适度增加公共支出总量。(2)在具体公共支出上对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给予不同方面的关注,努力实现社会公平。(3)重视公共支出归宿机制建设,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并增加其有形资本以增强其经济实力,减少乃至消除经济缺陷,保障群体呼声畅通并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从制度上保证各项公共服务均衡地惠及社会诸群体。

  3.沿海外向型经济的溢出效应与区域收入差距

  陈柳(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静(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现有对区域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涉及外向型经济这一因素,但主要指不同区域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受惠程度不同,不涉及区域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本文从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出发,通过理论模型和中国1992-2005年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溢出效应缩小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变量s的系数为-0.099,即溢出效应每增加1%,沿海与内陆的收入差距缩小0.099个百分点。其政策含义在于,继续提高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促进沿海外向型经济对内陆地区的溢出效应,同时也是区域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此,一是要实现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产业链攀升。通过专业化分工,提升沿海制造业的附加值,引导沿海地区更多的企业专门从事设计、品牌和营销等附加值较高的非生产性活动,为产业区域转移腾出空间。二是以市场化为准则,以企业为主体,多方面深化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联系。通过国际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相融合的方式,发挥内陆地区自身的比较优势,承接沿海地区企业的转包订单。三是发挥内地良好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优势,实现沿海和内陆外向型经济的互补协调发展。

  4.人力资本、FDI区域分布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卢卡斯之谜”实证检验

  孙永平(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余珮(法国国立巴黎第一大学)

  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资本应该大量从富国流向穷国,而这与FDI大量流向富国的事实严重不符,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富国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之谜”。中国的FDI区域分布在省际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性:截至2006年底,沿海地区吸收的FDI占了全国的64%,直辖市占了16%,中部地区占了8%,东北地区占了8%,西北和西南地区各占了2%。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与地理位置都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地理位置优越的区域,地理位置对吸引FDI的贡献较大,人力资本的贡献较小;相反,在地理位置闭塞的区域,地理位置对吸引FDI的贡献较小,人力资本的贡献较大。可见,各地区在推出各种优惠政策之外,可以通过重视教育,吸引和留住人才,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有效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5.中国地区竞争力、收入分配博弈与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江海潮(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张彬(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各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实际是国家-地区间委托-代理合约安排过程,居民固定收入、剩余收入与总收入分配及其差距均衡受到地区竞争力的复杂影响。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模型表明:(1)地区居民固定收入分配及差距均衡完全由地区竞争力关系决定,地区居民固定收差距是地区竞争力差距的递增正比例函数;(2)地区均衡剩余收入与总收入分配及差距由地区竞争力、地区生产成本、联合风险偏好、经济不确定和相关性因素共同决定,地区竞争力对二者有重要影响,地区均衡剩余收入与地区竞争力之间存在二次函数关系;(3)地区竞争力对地区剩余收入与总收入分配及差距均衡的影响路径、作用方向和效果受地区生产成本、联合风险偏好、经济不确定和相关性因素约束,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剩余收入和总收入分配因此受到地区竞争力的不对称影响;(4)回归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发现,各地区农村居民固定收入、剩余收入差距与地区竞争力差距之间分别存在稳定的、边际递增的正比例函数与二次函数关系,其影响力分别达88.91% 与84.95%,各地区城镇居民固定收入差距随地区竞争力线性递增,贡献率为28.38%,各地区城镇居民剩余收入与地区竞争力之间存在边际递减的二次函数关系,贡献率为26.50%;(5)中国地区竞争力成为影响区域居民收入分配与差距的关键因素,调节地区收入分配及其差距应当着力调节地区竞争力关系。

  6.“递进性”的改革发展模式与投资的地区间转移

  郭建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 罗润东(山东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

  改革和发展的“递进性”模式存在同一性和关联性。改革改变了地区间发展条件,进而影响了地区间的产业投资回报。企业投资决策是转型时期改革和发展的“递进性”特点的行为内因,改革和发展的递进性的模式使投资在地区间转移,并影响各时期的投资水平。结合中国现阶段改革的具体形式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通过理论化的模型,本文从企业投资决策的动机出发,借助改革对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来解释改革发展对投资地区性转移的影响,有几点结论值得关注:改革对发展和投资的影响作用;改革时期的较高的总投资水平以及地区间递进性的投资变化与经济增长本身的其他方面动力有关;改革和发展的“递进性”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特征;投资的动机和投资的地区转移是转型时期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行为基础。由于改革形成的特定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的投资预期,因而改革促使投资地区转移的基本条件包括:改革形成的投资溢价价值足够低和改革引发较低的不确定性预期。中国经济的递进性的模式具有长期趋势,但地区间投资回报水平差异最终将消除。因此,需从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投资的稳定性出发,确定体制转型和政策调整的战略和策略。

  7.政府公共资本品供给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效应研究

  周京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公共资本品供给是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主要推动力,而城市交通环境特征、人文环境特征、生态环境特征是决定住宅价格的主要外部因素。本文的理论分析进一步证明,消费者将根据住宅及其所在区位上公共资本品供给规模,决定自己的购买决策或支付价格。公共资本品供给规模越高,消费者获得的效用越高,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住宅价格会因此加速上涨;反之,消费倾向下降,住宅价格上涨的概率较低。利用2006年天津市内六区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交通资本特征变量中,地铁对部分地区住宅价格有显著影响,单位距离变化导致住宅价格上涨的最高幅度是20.8%,而公共汽车线路对住宅价格的影响不显著;大部分地区人文公共资本品变量和生态公共资本品变量对住宅价格影响较小,单位资本变化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幅度在1%左右,居民对人文特征、生态特征的意愿支付值也因此呈较低水平。居民对公共投资溢价的意愿支付值较低,一方面说明本地区的住宅需求仍以基本需求为主,另一方面说明公共投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还处于较低水平。制定科学的城市空间发展规划,不断提高公共资本品供给效率,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

  8.新农村建设的制度熵评价——基于广东德庆县的实证

  季六祥  丁孝智  张华(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文刻画了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关系图谱即一个基于关系特征描述的“评价树”,着重作出了制度熵评价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制度运行总体处于一般熵减状态,表明现有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较为有利,但也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政策建议主要有:(1)新农村建设需要确立新型政绩观和有效构建政府绩效评价体系;(2)政府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整套适合新农村建设的多元制度供给体系,包括采用外部标准化制度与内部个性化制度自创相结合的供给模式;(3)通过有效实施对农村市场的政策监管和制度规范,达到市场运行过程与规制政策过程的统一;(4)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运行体系,包括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促进对农业和农民政策性保护的制度化,实现农业产业增效、农民资产增收和农村社会和谐的长效机制;(5)从农业产业化和政策支持入手,重点培育农村中介市场,发挥其重要的市场连接载体和中介服务功能。

  9.我国贸易垂直专业化与关税效果之实证研究

  李丽  陈迅(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本文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分析,以2001和2006年我国入世前后为基点,从进口面、出口面与产业关联面三个层面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关税政策对我国整体及各产业部门贸易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影响。从整体上看,2001年和2006年的进口投入效果、产业关联效果、出口结构效果分别为40.3%、12.9%、46.6%和46.9%、21.9%、31.0%,2006年三个层面对我国VSTR的贡献比重相对平衡,有助于贸易结构合理化。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主要从出口面和进口面对我国垂直专业化程度产生正面效果;我国垂直分工显著的部门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我国国际竞争力提升较快的产业国际垂直化分工程度的提高也相对较快;大多数加工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低于整个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但增长速度则快于整个制造业。因此,我国在积极利用关税减让政策,利用关税效果促进垂直化分工,平衡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及各产业间利益分配的同时,还应避免加剧分工层次较低产业的贸易逆差,促进垂直化专业分工由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推进。

  10.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品价格传导效果的实证研究

  李颖(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始,人民币汇率由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转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07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已升值10%。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的扩大,人民币汇率变动是否会对国内进口品价格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影响方向、影响效果以及动态趋势如何?这些问题对于产业政策、汇率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年1月至2007年3月相关指标的月度数据,从实证角度深入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总体进口价格指标及分类别进口价格指标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总体进口价格的传导效果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基本都大于1,且不同类别的进口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食品、小麦和糖这三类进口价格指标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对人民币汇率变动都较敏感(进口需求弹性一般远小于1),而原料、燃料和动力类进口价格以及原油、橡胶、原木等商品的进口价格指标对汇率变动的反应较迟缓(进口需求弹性一般接近或大于1)。本文认为,该结论是由我国进口品标价货币的选择、进口品价格弹性、进口品的国内市场特征等因素导致的。

  11.大股东控制、政治联系与审计独立性——来自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视角的经验证据

  廖义刚(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王艳艳(厦门大学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

  大股东控制以及控股股东建立的政治联系是转型经济中公司的两大特征。面对大股东控制带来的掏以及政治关系引发的政治风险和信息风险,本文以1998-2003年的A股财务困境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大股东控制及股权制衡和大股东建立的政治关系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不可能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GCO);而第二大股东相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可能被出具GCO,第二、三大股东持股票比例之和相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可能被出具GCO。同时,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出具GCO的概率高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被出具GCO的概率显著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这一结果说明政治联系在我国并未削弱审计独立性,面对政治风险和政治压力,审计师会权衡自己的成本收益,通过出具GCO来规避审计风险。本文的研究结果综合表明,在存在持续经营问题的公司中,独立审计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保证(bond)机制,与大股东之间的制衡是一种互补作用,良好的股权制衡有利于外部审计师保持独立性。面对公司中的政治关系带来的政治风险和信息风险,审计师会通过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来保护自身的声誉。因此,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审计师保持独立性,面对政治联系,审计师并未削弱自身的独立性。我们在优化股权结构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作用,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外部审计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

  经济理论探索

  1.对恩格斯“价值论断”的再思考

  晏智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恩格斯的“价值论断”即“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一个科学的论断,它与劳动价值论并不相通,甚至与单一的生产费用论和单一的效用论也不能相通,而与后来发展成为主流观点的市场供求价值论是相通的。从理论上看,这一论断既反对生产费用价值论,又反对效用价值论,主张生产费用和效用共同决定交换价值论。从实践上看,这一价值论断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理论。在恩格斯看来,首先,脱离竞争的“抽象价值”或“实际价值”是一种空洞的不切实际的抽象,不能撇开竞争这个市场经济的固有条件和根本特征来分析商品交换。其次,(交换)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如实反映了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两个基本领域的核心因素,即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再次,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关系,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而且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它存在的空间。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必然的历史选择,处理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条件下的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一个尚待努力实现的历史课题,重温恩格斯的价值论断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2.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研究福利损失函数的数学特性

  黄荣哲  何问陶(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农丽娜(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

  在处理规划问题时,尽管传统二次损失函数由于不需要太多的信息和计算资源而被认为是最简单和应用最广泛的目标函数,但是这种函数却“节省”了行为和心理方面的许多信息,忽略了福利损失函数本来应该拥有的一些数学特性。行为经济学的展望理论揭示不仅经济增长和经济下滑给人们造成的效用损失是非对称的,而且距离参考点越远,损失增长越慢。融合了展望理论的福利损失函数应该具备非对称性和边际损失递减等特征。民主社会里的政府很难要求公众与其保持完全相同的偏好和选择。政府和公众不仅在福利损失函数的表达形式和数学特性等方面不尽相同,而且他们评价政策的主观标准和起点(即参考点的设定)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必须引入行为经济学分析,否则政策难以对症下药,不仅不能熨平经济波动,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新的经济波动。

  3.价格上限管制下企业的信息获取激励机制研究

  许萍(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锐(南京大学商学院)

  价格上限管制是目前被普遍采用的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方式。但是,基于企业并不总是拥有精确的成本和需求信息假设,纯粹的价格上限管制在提高企业的信息获取激励方面并不总是有效的。如果企业缺乏获取成本和需求信息的强激励,那么,自然垄断行业的长期供给效率和社会福利将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一般认为,在价格上限管制中引入收入共享机制,主要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分享垄断企业的一部分收入,通过模型分析证明,它不仅能够解决收入再分配的问题,还可以提高自然垄断行业的长期供给效率,有效增强企业获取有价值的成本和需求信息的激励。从企业的努力水平和信息获取激励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收入共享机制比利润共享机制更加可取,在纯粹价格上限管制中引入强制性的收入共享机制对于技术和市场飞速变化的通信行业则显得尤其重要。

  4.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分析

  靳卫东(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  高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体系,体现为他们所共有的特质,如:创新性、抗风险性、工作态度和自身价值感等等。这些特质决定了企业家的行为决策,可以影响企业家的精力配置方式,所以会影响到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如果企业家群体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抗风险性,或者具有较高的工作热情和自身价值感,那么他们会有较高的创新投入,从而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率也会较高。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创新型国家,必须逐步塑造国民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增强他们的创新性和抗风险性,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自身价值感。同时,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和较好的创新环境也将有利于增加国民的创新投入。另外,给予企业家的创新行为以更多的财政扶持和社会荣誉,将会在经济收益和心理收益两个方面提高创新激励,从而可以促使企业家增加创新投入,使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5. 企业价值不确定下职业经理人与企业融合的不稳定性研究

  张红波(湖南科技大学工业工程系)  王国顺(中南大学商学院)

  企业成长需要引入职业经理人,由此必然导致权力(利)的分割,并可能产生委托-代理双方的冲突,从而导致双方融合的不稳定。鉴于此,文章运用适宜的理论和模型分析研究了这种融合不稳定性的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1)只有在观察到从企业中获得的收益现值或企业价值高于临界值时,合作关系才是稳定的;(2)适当的控制权收益是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必须支付“价格”的一部分,控制权的配置是双方动态博弈的结果;(3)随着保留收益增加,双方退出的成本降低,合作关系越不稳定。因此,双方投入足够的关系专用资本,可促进合作关系的稳定;(4)市场不确定程度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要求驾驭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越强,职业经理人的专有能力及企业家精神更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利于其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而获得更多的私人收益。双方更愿意保持合作关系的稳定性;(5)当经理人的控制权收益低于某一阈值时,其分成比例的增加可促进双方合作关系的稳定;反之则反是。因此,一味地增加经理人的分成收益,激励效果未必最佳,也并不一定利于双方融合关系的稳定,恰当的激励机制设计应该是在分成比例和控制权配置之间实现恰当的均衡。

  6.奢侈:经济学的诠释与中国传统观念

  黄敬斌(复旦大学历史系)

  在明清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奢侈”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现象,但学术界对“奢侈”的概念内涵往往缺乏界定。现代经济学中,“奢侈”被定义为超出必要消费的开支,但这种“必要消费”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使得“奢侈”成为一个动态的和相对性的概念,并且天然地与少数阶层联系在一起。反观明清时代社会思想的主流,对“奢侈”与“节俭”的认定则缺乏弹性,“必要开支”被限定在一个符合传统伦理观念的刚性水平上,超出这一水平即被视为“奢”。在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学者们对于“奢侈”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很难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奢侈”现象的实质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作出科学分析。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现代经济学所谓“奢侈”概念的形成以及对“奢侈”的社会经济影响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去道德化”的过程。而在中国思想史上,这一过程仅有萌芽,延至今天的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界,“去道德化”的过程仍未实现。

  理论前沿动态

  1.巴泽尔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架构探究

  崔兵  卢现祥

  2.基础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新进展

  张芬

  3.国外纵向税收外部性理论研究述评

  马恩涛

  4.基于货币联盟稳定性条件的金融市场风险分担研究述评

  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