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宁（扬州大学）、李辛熠（南昌大学）、田亚男（华南理工大学）、崔娅楠（上海财经大学）

一项研究的诞生，往往始于对现实世界某个细微裂隙的凝视。一家身处长三角的制造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成渝地区的供应商实时联动；一群分布在北京、深圳、杭州的研发人员，借助云端协作系统共同迭代一款产品。物理空间似乎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约束力，企业的资源获取与战略布局日益呈现出脱域化特征。然而，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随之浮现，这种超越地理边界的虚拟连接，究竟能否真正推动资本要素跨越市场分割与行政壁垒，实现高效的跨区域流动？正是带着这样的困惑与好奇，我们开始了这篇题为《突破藩篱：虚拟集聚与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研究探索。

这一选题，首先源于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回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与要素流动障碍，是近年来中国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核心议程。在既有研究中，学者们已从制度环境、交通基础设施、金融发展等维度探讨了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固然重要，却大多聚焦于硬件或制度层面。我们不禁追问：在数智时代，是否还存在一种更为微观、更具内生性的力量，能够从根本上重塑企业的空间投资决策？与此同时，传统经济地理学中的集聚概念正面临数字技术的深刻挑战。过去，企业集聚意味着共享地理空间带来的知识溢出与成本节约；而今，数字平台、数据互联与网络协同使得企业无需比邻而居，即可实现资源聚合与信息互通。虚拟集聚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点，但现有文献多停留在概念阐释或宏观描述层面，对其微观经济后果，尤其是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仍缺乏系统的因果识别。于是，我们将目光投向企业异地投资这一微观的资本流动形式，试图打开虚拟集聚影响资本空间配置的黑箱。

确定了研究对象后，真正的挑战在于构建清晰的分析框架。虚拟集聚究竟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企业异地投资？我们团队在反复研讨中逐渐收敛出两条核心逻辑：知识溢出与规模经济。第一条路径的灵感来自对数字平台功能的观察。传统地理集聚中的知识溢出依赖面对面的交流，而虚拟集聚则通过云端协作、远程研发与专利信息共享，使跨地域的知识整合成本大幅降低。我们推测，当企业嵌入虚拟网络，其获取外部创新资源的广度与深度将显著提升，这种知识优势能够缓解异地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不确定性，从而增强企业“走出去”的底气。第二条路径则源于对网络规模效应的思考。与传统制造业依赖物理扩张不同，虚拟集聚中的规模效应释放无需依托实体空间的延伸，而是通过数字平台的算法匹配、数据要素流动与协作网络的自我强化来实现。随着接入企业数量的增加，平台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边际成本下降。企业可以按需调用异地的劳动力、设备与仓储设施，无需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即可满足扩张需求。这种弹性化的资源整合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异地投资的成本收益结构。

如果说理论框架的搭建是“纸上谈兵”，那么虚拟集聚的测度则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大山。虚拟集聚本质上是一种网络关系，既非简单的数字化投入，也非专利数量的加总。如何将其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量化的学术指标？经过大量文献梳理与方法比较，我们决定采用潜力模型与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潜力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捕捉虚拟空间中企业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契合协作的本质；而网络分析中的中心度与结构洞指标，则能全面反映企业在虚拟网络中的连接广度与信息控制能力。具体而言，我们以企业间的业务往来与战略合作为基础识别网络连接，进而计算每个节点的中心度与结构洞指数，并结合技术距离与就业规模构建综合指标，从而较为精准地刻画企业层面的虚拟集聚程度。

回顾这篇论文从构思到成稿的整个过程，最深刻的体会莫过于：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往往诞生于现实困惑与理论空白的交汇之处。我们曾因虚拟集聚的测度方案而彻夜难眠，也为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而反复试错。这篇文章的最终落脚点，不仅是验证了一个统计上的显著性关系，更是试图传递一种关于数字时代经济地理重构的基本判断：当数智技术深度融入产业组织，地理的藩篱正在被虚拟的网络所消解，资本要素的流动逻辑正在从地理邻近转向数智联结。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意味着应更加重视数字协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数据要素流通机制的完善；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主动拥抱虚拟集聚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关乎空间战略布局的必答题。

学术之路漫漫，每一项研究都只是照亮未知角落的一束微光。但愿这篇关于虚拟集聚与资本流动的探索，能够为理解数智时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一丝有益的启示。

（《突破藩篱：虚拟集聚与资本跨区域流动》载于《经济评论》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