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妮（华中科技大学）

在跟随张建华教授进行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时，他常常教导我们，做学问不能只埋头故纸堆，要时刻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回顾文献的过程中，一个现象引起我们的注意：每当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出现小幅波动，总会引发一轮关于“会不会重蹈西方去工业化覆辙”的讨论。这种“比例焦虑”背后，究竟是真实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还是我们过度拘泥于西方传统理论的线性逻辑？这成为我们这篇论文思考的起点。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开始回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假说……这些教科书上的经典，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把产业结构升级描述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依次主导的“比例变化”。按照这套逻辑，服务业占比越高越好，制造业占比下降是产业升级的正常表现。许多后发国家正是按照这个“标准答案”推进“去工业化”，结果却陷入了产业空心化、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困境。这让我们开始反思：是不是我们把“比例”当成了“目的”，而忘记了产业升级的“本质”？西方国家的经验能否直接套用到中国？中国作为全球工业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国家，会不会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在张建华教授的指导下，我们决定从中国的实践中寻找答案。我们系统梳理了2019年以来“两业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政策演进和实践效果。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定在25%左右，服务业占比达到57.7%，两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共同壮大。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研发设计、智能网联方案、电池回收等生产性服务环节的附加值增速，已经超过整车制造本身。工业机器人行业也从单纯出售设备转向提供远程运维和系统集成服务，营收四年翻了一番。

这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可能正在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经典模式的产业升级之路。这条路的核心，不是简单地追求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中，强化制造业的不可替代功能。于是，一个核心判断逐渐清晰：制造业比重的相对下降，不等于制造业功能的弱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占比多少”，而在于“功能是否不可替代”。这个认识上的转变，成为整篇论文的核心思想支点。

确定了基本方向后，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张建华老师反复强调，不能只做经验总结，要有理论深度。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讨论：到底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它和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结构”有什么区别？经过多次推敲，我们逐渐形成“从比例演进到功能跃升”的理论概括，并从理论内涵、基础支撑、动力机制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写作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从初稿到定稿，大的修改不下二十次。每一次修改，张老师都会在稿子上密密麻麻地批注，从逻辑结构到用词表达，反复推敲。记得有一次，为了论证“制造业功能不可替代性”，我们反复打磨与修改，到底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功能”？最后我们决定从技术外溢效应、增长引擎作用、战略基础功能三个维度来阐述。这一过程让我们意识到，理论创新不是凭空想象，而是要在实践中发现真问题，用理论语言把真问题表达清楚。

在拓展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部分，我们反复推敲、几经打磨。传统理论大多基于西方经验，对后发国家的赶超动力分析不足。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拓展：从关注数量比例到强调质的内在演进，从依赖自发演进到强化目标导向与战略赶超，从要素禀赋驱动到供需双侧高水平互动，从效率优先到统筹发展与安全。这些拓展是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比如“目标导向与战略赶超”这一点，就是基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5G通信等领域的实际经验——通过明确的战略目标引导资源集中，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

在剖析瓶颈制约的部分，我们系统梳理了相关数据。相关数据客观反映了中国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结构性特征。基础能力薄弱、科技创新与产业脱节、要素配置存在系统性障碍，这些问题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我们在论文中专门设置一节进行分析，意在直面现实约束，为政策制定提供有针对性的学理支撑。在战略路径部分，我们提出了四条路径：科技自立自强、先进制造业集群、保障产业安全、构建一流产业生态。每一条路径都对应着前面分析的瓶颈，形成一个从“问题诊断”到“解决方案”的闭环。

审稿专家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涵盖理论深度、政策衔接及论证逻辑等方面。我们根据意见逐条修改，补充了相应论述，调整了部分结构，使论文的论证更为严密、内容更加充实。经过多轮修改，论文质量得到明显提升。《经济评论》编辑部在稿件处理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性和责任心。从格式规范、参考文献著录，到用词表达、语句通顺，编辑部逐一核对，并与我们反复沟通确认。整个校对流程严谨高效，为论文的最终发表提供了重要保障。

回顾整个研究过程，我们最深的体会是：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实践，但也不能止步于实践。我们需要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发现理论创新的可能，同时又要用理论来照亮实践中的盲点。张老师常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创新的源泉就是中国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我们深感幸运能够参与这样的探索中，也希望未来能继续扎根中国实践，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一份力量。

这篇论文只是一个起点。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构建，还有大量问题有待推进：制造业“功能”的测度方法、区域与行业间的协同机制、开放条件下发展与安全的统筹逻辑，均需持续攻关。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实践，正在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若干核心预设提出挑战。若能将这些挑战转化为系统的理论回应，中国经验便有可能从特殊案例上升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命题。这正是构建中国自主发展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历史机遇，也是我们这一代研究者的学术责任。本文所做的尝试远未成熟，但它指向一个明确的方向：从中国的真实世界中提炼问题，用严谨的学理加以分析，最终形成能够与既有理论平等对话的原创性贡献。未来希望能与更多研究者立足中国实践，直面产业发展中的真问题，共同推动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中国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探索》载于《经济评论》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