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科、王寻喻(复旦大学)

绿色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学界对此已经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探讨。如何在庞杂的既有文献与宏大的转型实践中，提炼出一条清晰的经济学逻辑，是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核心初衷。《通向绿色发展之路：中国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贡献》一文，正是对中国绿色转型经验进行学理梳理的一次尝试。非常荣幸本文能够作为纪念“5·17”重要讲话的专栏文章发表，在此向《经济评论》编辑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借此发文契机，我们谨在此回顾本文的写作动机与思考脉络，与大家做一些粗浅分享。

本文的写作，萌芽于对中国绿色发展实践的长期关注。在以往研究中，我们曾尝试从不同的污染治理政策入手，进行微观视角的评估。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愈发感到，仅凭碎片化的政策分析，似乎难以拼凑出对中国绿色发展全局的系统性认识。绿色转型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进这一转轨进程，并在环境治理上进行了丰富的政策设计与实践探索，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仍在实现现代化追赶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要在发展的同时化解严峻的生态压力，其面临的挑战无疑更为艰巨，现实约束也更为复杂。面对这样一条转型道路，我们不禁会问：绿色转型在中国实践下究竟有着怎样独有的特征与内在逻辑？

与经典理论相比，我们发现中国绿色转型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并非一个孤立的环境治理过程，而是深度嵌入整个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尤其是它在经济层面上展现出的协同并进能力，与传统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顺着这一思路，研究的第一步工作是根据典型事实验证这一判断。在论文的开篇，本文梳理了近年来中国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的一系列绿色跨越：从感知最直观的空气质量指标切入，观察到PM2.5浓度呈现显著下降；随后过渡到标准化的宏观碳排放数据，发现这一时期的碳排放增速已明显放缓；再进一步穿透到更深层次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清洁能源的占比也实现了强势跃升。这一系列证据印证了之前的猜想，中国确实在保持经济稳健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环境质量的历史性跨越，两者并非不可调和的零和博弈。

接下来的追问便是：是什么造就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向促进？我们首先意识到，在宏观目标层面，中国长期将生态环境改善纳入国家总体规划体系。通过方向引导，中国创造性地将生态环境从单纯的外生约束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这构成了实现绿色协同的逻辑起点。自然地，宏观目标会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在这一维度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构成了制度基石：前者通过环保硬约束打破了唯GDP导向的粗放模式；后者则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为绿色转型提供了更准确的信号激励。

宏观规划与制度调控更多聚焦在纠正污染外部性层面，但持续性的绿色发展动力仍来自微观主体的技术转型。于是，研究顺着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将视角聚焦到微观动能的激发上。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推出了针对绿色转型的补贴与支持政策，但中国实践的独特之处在哪里？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宏观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为微观主体提供了稳定预期，极大对冲了长期绿色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国独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应用提供了需求市场与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从光伏产业的异军突起，到新能源汽车的弯道超车，都是中国借此有效释放转型动能的有力说明。

考虑到大国特征，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天然面临巨大的区域异质性挑战，绿色转型亦是如此。对此，研究也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动态优化机制。一方面，渐进式的政策试点为地方因地制宜探索提供了容错空间；另一方面，数字时代带来的技术赋能缓解了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在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让精准规制成为现实。基于以上层层递进的思考，最终构建起了文中的分析框架：从宏观目标重构、制度基础奠定，到微观动能激发，再到系统运行的动态优化。最后，研究还针对性地提炼了中国实践在发展经济学上的理论贡献，并对下一步的政策深化提出了一些建议。

本文的成稿与完善，离不开外审专家的悉心指正。他们提出了诸多极具建设性的评审意见，帮助我们厘清了许多关键的逻辑关联。在修改定稿过程中，《经济评论》编辑部的老师们更是从学术规范、行文逻辑、图表呈现等多个方面，给予了细致入微的指导。同时，《经济评论》特设这一专栏，让我们深切体会到期刊对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引领意义，它不仅为提炼本土现实经验搭建了坚实的学术阵地，更不断激励着研究者去思考与拓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边界。

当然，本文仅是基于自身有限视角的初步探讨，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中国的发展实践是一座无比丰厚的理论富矿，我们真诚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研究者关注中国转型的独有底色，深度挖掘其背后的学理意义，从而在现实关怀与学理拓展的交汇处，共同做出有益探索。

（《通向绿色发展之路：中国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贡献》载于《经济评论》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