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郑江淮（南京大学）

随着传统经济增长动能逐渐减弱，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依赖创新驱动。我国创新发展模式存在后发创新大国的独特性，明显区别于发达经济体已有道路，追赶型、阶段性和复杂性特征更加鲜明。然而，一些中国创新发展基本事实尚未被现有内生增长模型较好地解释——在这些模型中，经济增长是从非均衡状态向唯一平衡增长路径收敛的线性过程，而这一过程不涉及发展阶段转换，也不涉及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协同演变。

厘清理论与现实的差距，首先需要明了我国创新发展实践存在哪些关键特征。为此我们整理了关于中国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双链演化的经验文献和数据，从中概括出十二条基本事实。这些事实反映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非平衡、追赶式、阶段性发展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耦合发展等特征。现有关于创新网络和生产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层面，特定网络几乎都由同质节点构成（企业创新网络、科学引文网络或同质性生产网络），并且缺乏宏观的发展视野。因此，我们探索兼容创新链与产业链演化并且经济分阶段发展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中国创新发展实践和未来趋势。中国创新发展经验可以带来哪些独特理论启发？这些经验特征能否推广到一般性的创新发展框架中？带着从中国实践出发建构理论的目的，我们构建了一个创新链与产业链的一般均衡概念框架，希望为后续基于中国实践的内生增长研究作出有益探索，并为中国发展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作出边际贡献。

这一框架需要回应四个问题：如何描述创新链的现实结构？如何看待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关系？创新发展过程存在怎样的发展阶段变迁规律？驱动双链演化的根本力量是什么？

首先，有别于现有的创新网络理论见解，我们将创新链视为“树状”知识生产网络。这个网络包含科学组织、研发企业和非研发企业等异质性节点：科学组织构成根系节点，但没有直接盈利能力；创新链的根系直接连接高度依赖科学发现以实现技术突破的企业（以通用技术厂商为代表），这些企业节点数量少但网络中心度高，构成茎干节点；专用技术厂商对应树枝节点，连接通用技术厂商和直接面向最终产品市场的众多厂商，后者构成了叶子节点，关注产品外观和工艺改进。

正如生产者和消费者并非割裂存在的两个身份，市场中的创新主体本身也是生产主体，因此不能简单用二分法认识创新网络和生产网络。由此，我们结合Pavitt分类，将产业链视为创新链的映射。依据厂商生产活动的知识基础差异，产业链上形成科学基础型（Science Based）、专业供应商（Specialized Supplier）、规模密集型（Scale Intensive）以及供应商主导型（Supplier Dominated）四类厂商。这也符合我国创新网络和生产网络的基本事实：两类网络结构相似并且协同演化。

当从动态视角看待这一网络结构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可以推出创新发展的“阶段论”。当创新资源高度稀缺时，基础科学研究和企业自主研发活动并不活跃，生产率增长主要由下游供应商主导型厂商的要素循环积累驱动。随着要素丰裕化，规模经济崛起，规模密集型厂商成为生产率提升的主导力量。进一步地，规模化生产活动日益专业化，分工深化推动专业供应商不断分化，并通过专用技术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最后，随着专用技术深化，技术创新越来越难，基础科学创新和通用技术突破成为主导生产率增长的力量。我们将这四个发展阶段概括为产业和技术兴起阶段、产业规模化驱动阶段、技术专业化驱动阶段和科学驱动阶段，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创新链与产业链像树一样成长的过程。

随后，我们将人才要素作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演化的“第一因”。产业活动是按照给定蓝图重复劳动的过程，创新活动是更新蓝图的知识前沿扩张过程。创新人才供给扩张和配置优化支撑了知识前沿扩张、创新链复杂化和生产率增长；反过来，生产率增长解放重复劳动的产业劳动力，使更大比例的人口可以积累人力资本和成为特定节点的创新人才。以人才为核心的创新资源在市场机制下持续扩张和再配置，引发知识前沿阶段性定向扩张，这就是创新发展阶段转变的底层逻辑。

由此，我们回应了前面提到的四个问题，探索性地构建了一个概念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理解我国创新发展的实践经验，并预测我国创新发展下一阶段将进入科学驱动阶段，成为全球科学创新策源地和通用技术主要市场势力。我们的理论探索也存在形式化拓展和定量分析的空间。在未来，根据本文框架构建动态网络一般均衡数理模型，然后整合科学研究、技术发明、专利产出和投入产出等多个维度的数据定量分析创新发展过程，可能是具有学术价值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经济学研究。

（《知识前沿扩张与创新驱动发展——基于中国实践的创新链与产业链一般均衡概念框架》载于《经济评论》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