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中国人民大学），王俊力（清华大学），占超群（香港浸会大学）

本论文的完成与发表，离不开各方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经济评论》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以及在研究过程中给予我们启发与帮助的同仁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这篇论文始于笔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相关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国有企业如何运行、如何调整其在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以及这种调整将如何影响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始终是影响经济运行的关键之一。

国有企业的经济影响涉及多个层面，既包括其自身效率和治理结构，也包括其对市场竞争格局、资源配置以及其他所有制企业行为的外溢效应。在诸多可能的研究切入点中，我们将关注点聚焦于国有企业向产业链上游集中、与民营企业形成上下游垂直生产网络这一结构性变化。国有企业长期广泛分布于各类行业和生产环节，与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在许多领域直接竞争。1995年“抓大放小”改革方针提出后，特别是1998年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攻坚战启动后，大量小型国有企业被兼并、重组或退出市场，国有资本开始有意识地向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基础的领域集中。这一轮改革不仅深刻改变了国有企业的数量和规模结构，也在客观上推动国有企业逐步退出下游竞争性环节，更多分布于原材料、能源、基础制造和关键中间品等上游行业。

在这种垂直分工体系下，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已不再主要体现为产品市场中的直接竞争，而是更多通过产业链上的间接渠道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开始反复思考一个看似简单、却始终缺乏清晰答案的问题：当国有企业主要分布于产业链上游时，其究竟是“带动”了下游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是在某些情况下形成了制约？现有研究虽已注意到上下游结构的重要性，但多聚焦于国有企业的某一单一特征，例如上游国有企业的集中程度，而较少从整体上考察上游国有企业存在度对下游民营企业的影响，我们首先对此进行了检验，而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多重特征如何作用于下游民营企业。

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研究切入点。其一，从我国改革实践来看，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过程中逐步向上游领域集聚，同时持续获得大量政策支持。我们推测，上游国有企业在获得政策支持后，可能通过优化中间品供给的方式，提升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国有企业获得的政策倾斜，亦可能对本省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这使得其对下游民营企业的净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对此我们也开展了针对性检验。其二，国有企业由于政府管理更严格，同时凭借政策支持等优势，具备相对更强的履约能力。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完全契约框架下，国有企业合约履行能力对民营企业现金流等经营绩效的影响，而对不完全契约场景中国有企业的作用探讨则相对匮乏。借鉴Rodrik（2006）、Williamson（1985）等学者关于制度与契约的经典理论分析，我们不禁思考：在市场化制度初步建立的中国，国有企业是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度质量的替代补充机制，缓解下游民营企业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的顾虑，进而影响其生产率表现？依托Rauch（1999）与Nunn（2007）关于专用性投资的经典分类标准，我们对这一作用机制开展了进一步检验。

在对国有企业作用机制的深入剖析中，我们进一步发现，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在企业规模、治理体系、经营目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很可能导致二者在产业链中的功能定位与作用效果呈现分化。然而，既有研究对这一差异化特征的探讨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因此我们在拓展研究部分，针对该问题进行了补充研究与探讨，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认识。

最后，再次衷心感谢《经济评论》期刊，感谢编辑部和审稿专家在稿件审理过程中的严谨负责与高效推进，祝愿《经济评论》期刊越办越好，持续深耕经济学术领域，引领学术前沿！

（《上游国有企业对下游民营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载于《经济评论》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