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涵墨（中国人民大学）

“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与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被无数经济学家反复耕耘过的经典命题，正如本文的第一句所言，“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古老又常新的话题”。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劳动者的体力与健康状况就已被视为国民财富的重要源泉。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资源的经典论述，更将寿命、生育与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说它常新，则是因为每一代人都在用新的现实经验重新理解这一命题。2020年公共卫生事件以一种极端而深刻的方式提醒我们，公共健康的冲击可以在短时间内扰动全球经济的运行轨迹。而与此同时，人类预期寿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的持续攀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催生人口老龄化浪潮，深刻改变着储蓄、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的长期动力结构。尽管这一领域已有丰厚的研究积淀，但预期寿命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非单向而确定：它既能促进人力资本深化，也可能因人口膨胀稀释人均资源而延缓增长，其净效应取决于制度环境、发展阶段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具体路径。这意味着，当我们面对一个老龄化速度和深度均史无前例的时代，既有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结论仍有待检验、补充与拓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今天仍然迫切地呼唤着新的回答。

这篇文章缘起于笔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两门课程。我在担任论文导师刘国恩教授《经济增长导论》课程的助教时，逐渐被这一宏大而精微的领域所吸引。另一个重要的契机则来自林毅夫教授开设的《中国经济研究专题》课程。在撰写课程论文研究计划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林老师的书面指导意见。他指出，回归分析中的相关性未必意味着因果关系——收入水平高的地方和产业，劳动者的平均健康水平可能更高，其背后的因果机制或许是收入带来了更好的营养与医疗条件；而增长较快的地方和产业，也可能因为吸引了更高人力资本（包括更高健康资本）的劳动者前来就业，从而呈现出健康与增长的正向关联。这番点拨让我对辨析健康与经济增长内生性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也推动我在后续的分析中更加审慎地处理因果识别。正是在两位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与同窗肖楠博士才鼓起勇气在卷帙浩繁的文献之上，寻找更贴合当代全球变迁的经验证据与理论解释，并得以将一篇课程论文打磨完善并最终发表在《经济评论》上。

在当前世界格局下，本文进一步凸显这一议题的现实关切与政策意义。文章中特别强调，健康预期寿命相比传统的预期寿命指标，更能反映生命质量的真实提升。人们对生命的期许早已不止于寿命的延长，而日益侧重生命质量的提升。文章在政策层面提出，面对不可逆转的老龄化趋势，不应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负担，而应在其中发现新的动力源泉，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让经验与智慧在教育、文化、咨询等领域继续发光；积极鼓励发展“银发经济”，将不断壮大的老年群体转化为拉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加快构建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回应老年人多层次需求的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扩张与经济增长。归根结底，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老年人，折射的是这个社会对人本身价值的理解。长寿不应成为增长的阻力，健康的老龄化完全可以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与此同时，从长远计，完善生育支持政策、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亦是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夯实经济长期增长根基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章推进过程中，还得到了多位老师的宝贵建议与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本文于2024年5月投稿，同年10月幸运地收到接收通知，此后又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打磨，终于得以见刊。借此机会向三位匿名审稿专家致谢，他们严谨细致的审读意见让论文在理论论证和实证策略上都更加扎实充分。也要感谢《经济评论》编辑部老师一丝不苟的工作，让文章以更好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与长期经济增长》载于《经济评论》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