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亮（集美大学）

绿色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是促进绿色发展的主要途径。在此背景下，消费升级若能促进GTFP增长，那么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为绿色发展注入持久活力，有利于形成内需主导型经济与绿色发展相得益彰的双赢格局。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从供给侧出发探讨影响GTFP的因素与机制，较少关注需求的作用。鉴于此，厘清消费升级影响GTFP的效果与机制，对于协同推进内需提升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构建理论模型，阐明消费升级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而模型构建则是整个研究中最具挑战的环节。

本文最初选择了经典的两部门模型，将经济分为工业与服务部门，试图直接引入消费升级变量解释GTFP差异。但很快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模型中消费升级仅能通过改变部门产出占比影响非期望产出，无法解释为何相同服务消费占比的城市，GTFP增速差异显著。更关键的是，这个模型无法体现消费升级的动态效应，它将消费视为静态的需求冲击，而非动态的要素积累过程，与消费升级伴随人力资本提升的现实完全脱节。

这意味着必须打破“服务消费=效用满足”的传统假设。为此，笔者重新回归人力资本概念与内涵本身，在翻阅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Lucas的内生增长理论相关文献时，认识到消费升级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支出直接提升人力资本，家政服务通过节约时间间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这一认知成为模型重构的核心突破点：这时人力资本积累成为连接消费升级与GTFP的中介变量，形成了消费升级、人力资本、绿色发展的理论链条。

第一，模型核心是解决人力资本如何动态积累的问题。为此，本文将家庭部门的决策细分为消费配置与时间配置两个维度：在消费端，将消费支出分为工业品消费（满足即期效用）与服务消费（投入人力资本）；在时间端，引入时间约束方程，将总时间划分为工作时间、学习时间、家务时间，而家务时间与服务外包相关，进而影响学习时间，由此建立服务消费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内在联系。本文通过引入城市便利性函数，衡量教育医疗服务的直接效应与生活服务的时间节约效应，使抽象的服务价值转化为可计算的人力资本。

第二，本文采用跨期最优控制方法构建汉密尔顿函数，试图求解消费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稳态关系。传统的CES效用函数将服务消费与工业品消费视为替代关系，而本文则强调服务消费的投资属性。因此，工业品消费被纳入即期效用函数，而服务消费仅作为人力资本的投入变量，不直接贡献效用，这一改动为消费升级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生产部门设定是为了重点解决政府在绿色发展中如何发挥作用。经典模型多将企业作为单一生产主体，但在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财政补贴等举措影响生产活动。为此，本文根据地域生产综合体的概念，将政府与企业作为统一决策主体，模型将目标函数设定为绿色产出最大化而非单纯的利润最大化。这一设定解决了绿色投入外部性的模型处理难题，通过引入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生产性补贴变量，将绿色发展的政策激励内化为生产主体的内生决策。

模型的完善过程是不断贴近现实的过程。为了体现消费升级的异质性，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折旧率，通过环境质量—健康折旧—绿色消费需求的逻辑，解释为何高人力资本群体更偏好绿色产品，这也成为绿色创新促进效应的理论源头。同时，本文将GTFP分解为要素配置效率与非期望产出降低两个部分，将经济服务化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绿色创新促进效应转化为可实证检验的量化关系，使理论模型与计量分析结合起来。

模型构建深化了笔者对学术研究的理解：理论建模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用数学语言破解现实难题的工具。从最初的两部门模型失败，到引入人力资本变量的重构，再到效用函数的细节调整，每一步都是对消费升级内涵的重新认识。如今回顾整个研究，理论建模不仅是核心方法，更是认识深化的过程，摆脱了消费—污染的简单逻辑，看到了消费升级背后人力资本—创新—绿色增长的长期路径。这一模型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了已有的经济现象，更在于表明：既然人力资本是核心纽带，那么消费政策就应从刺激消费规模转向优化消费结构，重点支持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导向型服务消费。

（《消费升级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与机制研究》载于《经济评论》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