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开志、冯佳晗、杨 岚（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邹 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非常荣幸《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基于清洁生产标准的微观证据》能够发表于《经济评论》2025年第2期。本篇文章从投稿、修改、录用到最终定稿，获得了审稿专家和编辑部老师们非常多的帮助和建议，从而使文章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此受编辑部邀请，有幸能够向大家分享论文背后的创作故事。论文的选题始于作者对环境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思考。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环境规制已成为各国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中国在实施严格环境政策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兼顾企业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挑战。清洁生产标准是我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之一，然而，这项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它是会提升企业竞争力，还是会对企业出口形成障碍？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开始了这项研究。

起初，我们关注的是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然而，在查阅相关文献时，我们发现已有研究较为丰富，而关于清洁生产标准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的讨论仍较为有限。部分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出口；而另一部分研究则指出，环境规制可能会增加企业合规成本，削弱其价格竞争力，进而抑制出口。我们意识到，这一领域仍然存在诸多未解难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体中，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是会成为企业出口的助推器，还是会构成出口壁垒？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在明确研究方向后，因为当下学术界对政策效果的分析通常借助双重差分法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但仅依赖实证分析，研究可能只限于个案或局部经验，难以形成一般性规律。如果仅有理论分析，则研究可能较为空泛，缺乏实际指导意义。因此，经研究团队探讨，我们采取了“理论+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这样既能够确保研究拥有理论深度，又能从现实数据中验证其适用性，从而得出更加稳健的政策建议。

具体的研究设计中，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以更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路径。在模型构建过程中，我们对企业的生产、清洁合规成本和出口决策进行了精细化设定。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我们推导出环境规制可能会通过“挤出效应”抑制企业出口，同时在某些条件下，环境规制也可能促进绿色创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实证检验中，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构建了政策实施前后的对比分析框架，重点检验了2003—2010年间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数据处理成为一个关键难题。由于企业层面的污染数据相对分散，我们需要将企业的生产信息与污染排放信息进行匹配，同时控制各种可能影响出口的因素。在数据整理的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实证研究的严谨性，也意识到政策分析不仅要关注政策出台本身，还要考虑政策执行的具体方式及其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间的差异性。

研究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解释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异质性影响。为什么有些企业在环境规制下仍能保持出口优势，而另一些企业则受到严重冲击？同时，我们也不断思考，环境政策的制定是否可以更加精准，以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应如何优化，才能既达到环保目标，又减少企业的损失？这些问题不仅是学术上的挑战，也是现实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

作者在通过理论推导和数据分析后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影响企业生产率，导致企业出口额下降，并增加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可能性。且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小型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实证检验得到了与理论推导高度一致的结论。在作用途径上，环境规制通过增加企业绿色投入产生成本效应，并通过挤占生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了企业出口。同时，环境规制在强度最高和最低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较小，表明环境政策强度与企业出口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此外，大企业由于具备更强的技术储备和资金实力，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规制，而中小企业则因缺乏足够的资源，往往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此外，企业规模、新基建水平、产业集聚等因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具体对策建议：差异化环境规制策略、增强环境规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促进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论文从投稿到最终见刊，历时一年左右。在这里，我们由衷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和编辑部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审稿专家的专业知识和宝贵建议，不仅提升了本文的写作水平，也为我们今后的创作之路指明了方向。编辑部老师们对论文编校的严谨态度和对工作的热情投入，使得本篇文章得以完善并成功发表。

最后，祝愿《经济评论》杂志越办越好！

（《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基于清洁生产标准的微观证据》载于《经济评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