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天 靳卫东（青岛大学）
很荣幸，拙作《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兼论数字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被《经济评论》2024年第1期录用。论文从构思写作到最终发表，历时一年半，这是作者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意义重大。同时，我们也接到编辑部邀请，谈谈论文背后的故事。在此，作者以一个学术“小白”的视角，回忆、记录并分享其中的一些坎坷经历和深刻体会，与读者共勉，也希望得到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本文最初的形态，是作者在硕士毕业之际，完成的一篇小论文。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先前接触过一些有关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通过“蹭”数字经济的研究热点来完成一篇相关C刊论文。于是，作者便“程序化”的完成了论文写作，但两次投稿均不理想。进入博士阶段，作者和导师靳卫东教授交流了很多有关这篇论文可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数字经济不应该仅仅是背景，应该直接是问题，而且要有冲击力”、“立足数字经济的特点谈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要有新东西、新思想、新思考”，“不要做拼凑的机制，要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等等。导师的谆谆教诲让我对“做学问”一事肃然起敬，并决定重新审视两者间关系，做更深层次、有一定价值的研究。围绕这一主题，作者经过多轮的经验观察、大规模的文献阅读和反复的修改论证，最终形成初稿，核心思考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到底有无关系。在论证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之前，要先对两者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有事先的经验判断。为此，作者绘制了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图，发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总体来看，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均不断提升，两者可能具备正相关关系。然而，在2016年，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实现“跳跃式”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却发生了一次骤降，并在此之后仅保持低速且相对平滑的增长。作者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发现2016年恰好是G20于杭州峰会对数字经济给予官方定义，就发展数字经济达成全球共识，可以视为数字经济发展迈向全盛的转折点。这一结论令人困惑，我们不禁发出疑问：从全局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止降回升的重要原因呢？如果是，从局部来看，为何近些年数字经济水平实现大幅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却又发生骤降呢？难道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备“有效性”边界？为此，作者构建简单的计量模型，初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从局部来看，只有2016年之前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2016年之后该正向作用便不再显著，实证结果初步验证了上述疑问。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为寻找合适的理论机制，来解释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作者下载了百余篇文献，逐一阅读。最终，我们发现部分研究运用欧拉方程分解，将劳动收入份额分解为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讨论相关经济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下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同时，我们也发现，鲜有文献注意到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低速且相对平滑增长的特征事实，而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差异，似乎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怪象”，这增强了本文边际贡献的信心。不过，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数字经济下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缘何存在差异？通过大量文献阅读，作者发现，根据“技术-经济范式转型”理论，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会存在“生产率悖论”，但随着新范式从导入期过渡到拓展期，“生产率悖论”并不具备持续性。这总结了数字经济下劳动生产率的演进趋势，也完美契合了2016年前后劳动收入份额由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的变动“怪象”。据此，我们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将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拆分为产出和就业两个部分，初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及其持续性问题，实证结果也验证了以上判断。
第三，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正是建立在短期内数字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以及由此导致的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非均衡变化基础上。然而，一旦数字经济下的产出收益和就业吸纳回归到正常区间，数字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被打破，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便难以维系。该结论所折射的政策含义是明确的，数字经济是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势不可逆，而本文结论也验证了推动数字化转型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兼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对效率目标作出取舍。数字经济本质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经济形态，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跃迁，长期来看，其所迸发的强劲生产率会不断削弱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将经济体拉入劳动收入份额低位徘徊的“泥潭”。因此，根据欧拉定理所揭示劳动收入份额的内涵，在数字化浪潮后期，如何保障“数字革命”包容性的关键就在于实现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同步，这恰好对应了《“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所提到的“推动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文章结论与国家政策导向相呼应，极具现实意义，这令我们十分振奋。
以上，就是本文写作的主要过程。在初稿完成后，我们师生之间就文章的立意、理论、结构、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多次商榷，经过反复修改后，最终决定将较为满意的版本投至《经济评论》。幸运的是，杂志社对选题较为认可，处理效率很高，顺利通过了初审。在后续的两轮外审中，专家就论文的引言、理论和实证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有关论文的理论逻辑、前后结构对应、欧拉方程分解的立论基础、工具变量的排他性、数据的精细度等问题，更是让作者受益匪浅。据此，我们对论文进行了“颠覆性”修改，提交了两万多字的修改说明，逐一、详细地回复相关修改意见，论文质量得到长足提高，在此我们深表感谢。最终，作者很荣幸的收到杂志社的用稿通知，一年半的努力，在此刻终于有了收获。同时，我们也特别感谢编辑部老师逐字逐句的校对与修改，就论文的遣词造句、语义表达、注释细节等内容多次进行沟通，将论文以最佳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回首这一段意义非凡的投稿经历，《经济评论》带给我的，不仅是一期论文，一本杂志，更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一颗对学术的敬畏心，一次终生受用的试炼。从一开始写作的粗浅与轻浮，到后来每一字每一句的深入与斟酌，好的文章一定不是流水线式的操作，而是由浅入微的琢磨，浅尝辄止无味道，掘出深井得甘泉，这是对这篇文章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最后，祝《经济评论》杂志越办越好！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兼论数字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载于《经济评论》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