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为彪（安徽工业大学） 吴玉鸣（华东理工大学）

近十年来，数字经济的空前发展使其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识。数字经济正全面并快速地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刻认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均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也通过压缩时空距离，降低了企业成本。这将打破资源禀赋和地理距离对经济主体区位选择的限制，促进资源和要素在更大空间流动，改变现有的经济空间布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不少研究从城市、省域等宏观层面探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对产业转移与布局的影响。但鲜有文献从微观层面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地理格局的影响。数字化转型是否可以重塑企业地理格局？如果可以，那么其中的机制又是如何？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地理距离的制约效应不存在了吗？企业的区位选择偏向哪里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引发了我们的研究兴趣。

在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过程中，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并花费大量时间整理微观层面的数据。我们文章研究的对象是上市公司数据，原因有两点：其一，现有经典文献已对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了定量测度，解决了微观层面如何量化企业数字化水平的问题。其二，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数据库为本文提供了如何测度企业地理空间变化的数据。由于上市公司子公司数据有很大部分未能提供企业所在的地理区位，因此，在此部分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对未能匹配到地理位置的子公司数据进行了百度搜索。尽管数据搜寻过程很枯燥，但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特征分析，也为我们对论文的深度分析提供了很多初步的线索。如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是不是更倾向于异地投资，是不是也更倾向于更远的区位投资等等。这些基本分析都给我们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方向。数据整理以后，我们开始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看，数字化转型确实有利于企业异地投资，这证实了我们的基本假说。进一步，我们从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成本和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三个机制，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投资的作用路径，打开了数字转型重塑企业地理格局的“黑箱”。此外，我们还研究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空间距离的作用以及企业的区位选择。结果发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地理距离依然是制约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因素，空间摩擦效应仍然存在。且数字化转型能够突破行政边界，促进更多企业向外省投资，但中心城市在此过程中仍是企业投资的流向地。

整篇文章从构思、整理数据、实证分析、成稿到投稿，总共历经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过程让我们从微观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效应有了更深的理解。本篇论文的首次投稿就是《经济评论》，我们也有幸受到期刊的青睐。在投稿的过程中，我们收到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意见中提到，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中介机制链条过长，缺乏对子公司分布的直接描述等等问题。我们结合外审专家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逐一修改，并进行回复，尽可能完善了论文的不足之处，最终提交了一万多字的修改说明。在二审复核中，我们也针对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做了一一回复和修改，大大提升了论文的质量。当然，在后期的校对和排版中，编辑部老师多次打电话与我们沟通，对论文的遣词造句、标点符号、错词病句等等进行了调整和确认。我们由衷感谢外审专家和《经济评论》编辑部老师的辛苦付出，正是得益于此，论文质量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并成功发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继续坚持“要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信念，在科研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数字化转型重塑了企业地理格局吗？——基于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研究》载于《经济评论》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