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立国 张谊浩（南京大学） 马永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非常荣幸能够与大家分享《后危机时代中国“大稳健”的成因研究》一文的形成过程，应该说，该文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期间也经历四个阶段才得以定稿。因此，下面我想就这四个阶段聊聊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把这四个阶段归纳为四个子标题，分别是：思想源起并提出研究问题、探索论证并形成研究主题、探寻缺口并确定研究内容、切磋修改并提升论文质量。

首先，思想源起并提出研究问题。最初作者在研阅相关文献时发现，国外学者非常热衷于探讨1984—2007年这一时期（学界将其称为“大稳健”时期）美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原因。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上述稳健运行状态被打破后，该议题愈发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学界对于“大稳健”的成因莫衷一是，且主要包含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发生异化，即该时期政策当局对通胀和实体经济的反应程度强于其他时期；另一种观点则强调随机波动的异质性，即该时期的随机波动小于其他时期。由此，我们联想到：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是否也存在类似于发达经济体的“大稳健”？如果存在，那么上述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总结出的原因可否用来解释中国的“大稳健”？

其次，探索论证并形成研究主题。基于上述两个问题，我们认真梳理相关文献发现，部分学者指出相较于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2001—2007年中国经济波动较为缓和，经济运行较为平稳。但我们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产出和通胀的标准差发现，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看似打破了中国的“大稳健”，但历经3年的调整恢复，2012—2019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更为平稳。这意味着，于2008年中断的“大稳健”，在2012—2019年再度出现，并且较2001—2007年这一时期波动更为缓和。据此，我们重点关注2012—2019年中国的“大稳健”，并试图揭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如此平稳运行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大稳健”形成机理的阐释并不相同。换言之，基于发达经济体总结出的原因无法解释中国的“大稳健”，必须另辟蹊径。

再次，探寻缺口并确定研究内容。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关于“大稳健”的现有文献可能存在三方面的缺口：一是对于研究中国“大稳健”成因的文献，多数探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波动缓和的原因，较少言及危机后中国经济波动缓和的原因。二是现有研究对于“大稳健”成因在影响机制阐释所涉及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三是国内外学者对“大稳健”形成机理的阐释有所不同。虽然国内外学者都认为“好政策”是“大稳健”的一个成因，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指的是货币政策框架体系的日臻完善，后者指的是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程度有所不同。由此，本文形成了三点边际贡献（对应相关研究内容）：第一，重点关注2012—2019年中国的“大稳健”，并试图揭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原因。第二，较为系统地梳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演化特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分散随机波动的典型化事实，以期为下文经验研究的影响机制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研究揭示的“大稳健”形成机理与既有文献有所不同。

最后，切磋修改并提升论文质量。必须承认，我们遇及的两位审稿专家对“大稳健”这一议题的研究底蕴颇为深厚，但两位审稿专家的风格却完全不一。其中一位审稿专家更加注重学术前沿性，因而在方法论上提出了较多建设性的意见，从而使得本文的实证分析更为规范，研究结论更加可靠稳健。另一位审稿专家则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不能落入西方固有研究范式的窠臼。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指出西方学者基于货币政策和随机冲击探寻“大稳健”成因的框架体系并不适用中国国情，原因有两点：一是过去十年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行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撇开财政政策仅探讨货币政策不合时宜；二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波动缓和并非源自“好运气”，而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对于两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丝毫不敢懈怠，夜以继日地认真修改。现在来看，修改后的论文思路愈发明晰，研究主题更为聚焦，边际贡献也更加突出。

当然，这里必须对编辑部老师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赞扬。之前浏览过部分作者分享的论文故事，从中得知一个体会是：编辑部老师的校稿工作极为认真细致。而本篇论文的发表也使我感同身受。特别是，二校稿后的细节核对环节，编辑部老师与我们就论文中的部分表述如何更为准确地呈现商谈了近一个半小时，我们也从中获益匪浅。在此向编辑部老师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回望论文构思、撰写、投稿及修改的全过程，以及与编辑部、匿名评审专家交流沟通的心路历程，我们受益匪浅。在此，衷心地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老师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也祝《经济评论》越办越好！

（《后危机时代中国“大稳健”的成因研究》载于《经济评论》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