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云（东北财经大学） 赵仲匡（武汉大学） 宋敏（武汉大学）

新生儿童健康是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生命早期的健康事件对人的一生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与其他“产品”不同，新生儿童健康是家庭所需要面对的一类特殊经济问题。“胎儿起源假说”认为，成年甚至老年时期患有糖尿病、肥胖以及其他慢性疾病可被追溯至胎儿时期。因此，个体健康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在生命早期经历的营养状况存在差异，这使得新生儿童健康问题吸引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和公共卫生等诸多相关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低出生体重，作为出生人口质量的核心度量指标，就是儿童在生命早期更有可能经历营养不良一个重要表现。基于此，经济学家将“胎儿起源假说”的内涵进行了拓展，考察了低出生体重对个体在幼年、童年、青少年和成年时期健康状况的影响，以及低出生体重对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就业状况与工资收入等方面的影响。

已有关于低出生体重的许多重要研究均发现，低出生体重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表现更差，低出生体重者的失业率和工资收入显著更低，并认为其主要影响渠道是低出生体重者的受教育水平与认知能力显著更低。但是，我们在阅读这些已经发表的文献过程中，发现已有研究尚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有待厘清：

一是关于低出生体重影响个体收入的影响机制。个体受教育水平不仅受到初始健康禀赋的影响，还受到父母教育投资、正规学校教育与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且正规学校教育是个体识字能力和数学计算能力等基本认知能力的最主要来源。然而，我们又知道认知能力中的记忆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不仅更多地受先天因素的影响，而且是学校教育与基本认知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是关于低出生体重的负向冲击能否被父母的后天投资所弥补。既然低出生体重会对个体成年后的健康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负影响，而父母又最关心子女的健康与成长，面对低出生体重对子女的负向冲击，父母对子女健康与教育投资能不能在后天弥补这一负向冲击呢？进一步，如果受教育水平是低出生体重影响个体收入的主要渠道，那么为什么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收入的显著负影响没有被父母的教育投资与学校教育所弥补呢？

三是关于中国低出生体重问题的基本国情。当前，中国正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挤压，降低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就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益举措。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低出生体重发生率连续十几年持续回升，尽管仍低于《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控制在4%以下”的目标，但在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下，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持续反弹这一问题理应给予足够重视。

综上可知，利用中国微观数据考察低出生体重对个体成年后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就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关注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低出生体重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个体成年后收入，而且有助于我们厘清已有研究中关于教育、健康、认知能力这些影响渠道、低出生体重长期影响与父母后天投资干预之间的内在逻辑与潜在关联，因此，本文是对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研究这一问题，还对于我们关注并采取有效政策措施降低低出生体重发生率，进而提升出生人口质量和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正是源于对上述几个问题的思考，促使我们完成了这一研究。既然明确了已有研究存在的可拓展之处，又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中国现实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就是找到可利用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据我们所知，目前公开可用的数据中，只有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有出生体重数据，且CFPS有基本认知能力、内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相关度量指标，能够支撑我们完成这一研究。利用这一数据进行严谨的实证分析，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工作。实证研究中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做好因果识别。在如何比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上，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讨论与尝试。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找自然实验，但受限于数据，利用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进行因果识别时经筛选后可用的样本量太少不足以支撑该研究。因此，我们又尝试寻找工具变量，在匿名审稿人宝贵意见的启发下，最终我们利用配偶是否低出生体重作为个体是否低出生体重的工具变量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此，再次向审稿专家致以诚挚的谢意！

论文最初版本完成于2017年10月，并在2017年11月10日在安徽大学举办的第1期香樟经济学Seminar（合肥）报告过，在此再次向提出宝贵建议的与会人员致谢。论文初稿完成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对论文进行了多次大修与完善，最终形成《出生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与个体收入——基于低出生体重的视角》这篇论文，并在2023年1月投稿至《经济评论》。

最后，由衷感谢外审专家和编辑部老师的悉心指导与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正是得益于此，文章的质量较投稿时有了很大提高，并最终得以发表。

（《出生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与个体收入——基于低出生体重的视角》载于《经济评论》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