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政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创新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进展及趋势展望》这篇拙文能够得以发表，首先要感谢《经济评论》编辑部于2022年4月1日组织举办的 “《经济评论》学术沙龙第17期暨论文选题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上，我应邀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创新与发展前沿理论研究”。当时虽然准备得并不很充分，却有幸得到了南京大学郑江淮教授、中山大学张莉教授、武汉大学卢盛峰教授三位评论嘉宾以及叶初升主编、罗琦副主编的肯定和指导，他们的点评使我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叶主编当场就交给我们几位主讲人一个任务，就是以报告为基础，各自写成一篇前沿研究论文，并争取在《经济评论》发表。这对我们几位主讲人来说，当然既是一种认可，甚至是嘉奖，更是一种机会，所以我心里很高兴，也当即欣然应允。然而，当我开始动手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做好这样的一篇文章是很不容易的，我的积累还远远不够。这便是这篇论文的由来，但并不是“故事”的开始，故事的开始请耐心听我从头讲起。
一、我和“创新”的不解之缘
1992年，我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由于我大一、大二的成绩并不很理想，经历也不如人意，为给自己一个重新起步的机会，1993年分专业时我就自愿选择进入了刚刚成立的商学院，成为企业管理专业的一名本科生。1996年本科毕业后，接着师从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吕有晨教授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研究》。1999年硕士毕业之后留吉林大学商学院任教，同年考取了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达先生。任教和读博伊始，我一边在商学院教会计学、管理学等课程，一边跟着张维达老师、宋冬林老师做课题。彼时，两位老师承担了一个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题目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大中型企业配套改革研究”。这应该算是我真正开始做科研吧，因为尽管之前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并且也发表过小文章、参编过教材，但在学术研究上还没有入门。有意思的是，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刚刚入学后的课题研究经历，竟然都与国有企业有关，而且冥冥之中也注定我一生都要研究、关注国有企业了。乃至后来做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出版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成果和著作、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和其他省部级重大课题及横向课题，成为在国有经领域较为活跃的学者。我相信“缘份”（其实就是机会和偶然性吧），也相信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一个学者早期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选择的专业，会深刻地影响他今后的研究方向、思维方式、学术立场和观点。换一个视角来说，历史是有意义的，在选择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时，也要考虑自己的研究经历、研究基础和比较优势。
那么，研究创新又是怎么回事儿呢？既然与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结缘，为什么还要做创新研究？其实这也与我早期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有很大关系。2000年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正值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有些“疲倦”，想换个研究方向。刚好读到北京大学路风教授的论文《动态企业理论的发展》（《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5期），内容是介绍彭罗斯女士的企业成长理论。这篇文章让我眼前一亮，顿时对企业成长理论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当时我对路风教授和彭罗斯女士及其经典著作《企业成长理论》都并不熟悉。后来才了解到，路风教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长期关注国有企业的组织转变和制度演进，研究涉及企业理论、战略管理、技术创新、组织理论和国家理论等领域，出版和发表了《新火》《光变》《走向自主创新》《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等重要成果。而彭罗斯女士则是著名经济学家、战略学家，其《企业成长理论》是一部继承了熊彼特传统，通过研究企业内部动态活动来分析企业行为的经济学著作，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受路风教授这篇文章影响，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企业成长的机理分析》（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入选“青年经济学家”文库）为题，应用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等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企业成长的特征、路径、源泉、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等，结合当时中国企业渴望进入“世界500强”的背景，回答企业成长背后的规律是什么，特别是我国企业如何做大做强。那么企业成长的关键是什么呢，当然离不开创新。从此，创新与我的研究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如此，我真正开始研究创新问题却是在几年之后。
2003年我博士毕业，意外地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和荷兰高等教育组织（Nuffic）的资助，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留学访问。在那里，受合作导师斯维万宁（Tsvi Vinig）影响，我开始深入接触到创业领域（entrepreneurship），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从创业教育，到个人创业、公司创业（CE），再到创业型经济（entrepreneurial economy）、创业经济学，我都做了系统的了解。当时国内创业研究刚刚蓄势待发，国外创业研究也方兴未艾。回国后，我到南开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在职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是国内创业领域的先行者、引领者，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张玉利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原院长、南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在南开大学做博士后期间，我有幸参与组织了2006年4月南开团队与全球创业教育领域连续十多年排名全球第一的美国百森商学院合作召开的“创业研究与教育国际研讨会”和会后举办的“百森-南开”创业教育师资研习班，还参与了张玉利教授主编的《创业管理》等教材的编写。更重要的是，见证了南开创业研究团队的创业和成长，见证了国内创业研究领域的逐步兴起，也有幸结识了该领域一批专家和师友。在站期间，我受天津市博士后赴欧考察培训项目资助，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刚成立不久的创业学院访问，期间还参加了剑桥大学的一些活动，再一次感受到了欧洲创业研究与教育的浓厚氛围。
虽然我获立了一个关于公司创业的博士后基金项目，但最终还是出于兴趣与主要从事专业领域的考虑，定位于创业型经济的研究，并发表一系列相关论文，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创业型经济：内在机理与发展策略》一书。其实，所谓创业型经济，就是创新（创业）型经济，或是企业家经济，这个研究，已经开始触及创新经济学核心命题，并与之交会了。创业型经济最早是由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后来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奥崔兹（Audretsch）和拜格雷夫（Bygrave）等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重要成果。遗憾的是，尽管这些成果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非常有借鉴意义，但至今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应有关注和重视。我至今仍然坚持认为，发展创业型经济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也是中国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和建设创新强国的必由之路。但是创新仍然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赶超的关键。需要说明的是，我所理解的创业型经济和上述学者所理解和界定的创业型经济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对大型企业的重要性认识有所不足，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政府的作用没有充分予以重视，而我则认为，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和市场，都在创新创业型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都不可或缺。
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开始越来越重视创新问题了，并且把创新和创业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事实上，创新和创业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创新的创业不可能取得成功，没有创业的创新也难以长久，无论是创新还是创业，都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在创新创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绝非所有企业管理者、企业主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基于此，我开始研究区域创新问题、产业创新问题、企业创新问题，特别是在国内较早研究和关注了国有企业创新问题，并和团队成员一起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经济评论》《经济管理》等期刊和《光明日报（理论版）》《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数十篇系列论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还出版《中央企业自主创新报告》《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报告》等系列报告和学术著作，并围绕相关问题多次获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和一般项目，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我的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开始研究创新，多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与创新直接相关，其中有的博士论文被评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有的博士论文则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出版资助。让我倍感欣慰的是，我的创新研究团队逐渐形成，并不断成长，团队中的青年学者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此外，2015年我们还和以色列、荷兰专家合作共同创办了吉林大学中以创新创业合作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时以色列时任驻华大使马腾将军和时任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院士共同为其揭牌。2016年，中以创新联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以色列耶路撒冷举办，会上，在时任副总理刘延东的见证下，吉林大学和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签署了共建这一中心并组建联合中心的协议。同时，作为中方主席，我还和荷兰学者共同创办并连续多年成功举办了“全球创新创业会议”，这一后来颇具影响力的国际会议。首届全球创新创业会议于2014年在吉林大学创办，邀请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丹尼尔•谢赫特曼教授出席并做演讲，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了这一盛会。2015年的第二届全球创新创业会议也在吉林大学举办，除马腾大使外，黄群慧、赵昌文、陈劲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2016年第三届全球创新创业会议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举办，94岁高龄的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为本次会议专门做了精彩珍贵难忘的视频致辞（会后我们拜访了由于身体原因没能实地赴会的佩雷斯先生，时隔几个月后他溘然长逝）。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不仅有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还有国内外数十位企业家参加，并进行了考察和友好交流。2017年第四届全球创新创业会议在南开大学举办，2018年第五届会议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举办，2019年第六届会议在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举办，原计划2020年第七届会议在英国举办，因为疫情原因暂停了。上述会议多次得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等国内外媒体报道，引起较大反响，也产生较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四、论文的构思与谋篇布局
如前所述，尽管在创新领域已经有十余年的积累和耕耘，但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还是倍感力不从心，难以驾驭，甚至一度想要放弃。首先，创新的文献浩如烟海，创新的细分领域纷繁复杂，我该怎样确定研究主题、主线与范围呢？开始我想以创新经济学为主题和主线，后来考虑到创新经济学范围比较大，而且与叶初升主编交给我的“任务”略有差距，最终就确定在了叶老师给定的这个题目。之所以选择这一题目，更重要的还是想反映出，在创新与经济发展相交叉的领域中，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关注和研究了什么、有哪些不足，又有哪些研究趋势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创新与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既非创新本身，也非经济发展本身，而是专注于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抑或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主题初步确定之后，我开始构思文章的架构。以创新与经济发展为主线，应该回顾和展望哪些相关的具体问题呢？我想还是要从创新经济这一基本范畴的界定与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开始进行梳理和讨论。虽然经济学中的创新有其特定的含义，但如果仅以创新为基本范畴和研究单位难免过于宽泛，所以本文从创新的概念，过渡到创新经济的概念，进而侧重对创新经济的测度与评价问题。当然二者是分不开的，没有对创新的准确定义和测度，就没有对创新经济的科学测度。这里我对创新经济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
解析了创新经济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状况与问题之后，我换了一个视角。在第二部分系统阐述了创新的经济效应这一研究主题，即从对创新经济本身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过渡到创新的经济影响即外部性的研究。其实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我首先就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一个经济学说史的回顾，进而介绍了创新对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就业等的影响研究。第三部分是关于谁来发展创新经济、如何发展创新经济的问题。虽然显而易见，政府是创新经济的发展主体，是创新环境的营造者，但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学术界的争议也颇多。这里我特别提到了左翼经济学家马祖卡托的研究成果和重要观点。她揭示了，即便是一直倡导、标榜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政府在促进创新经济发展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最近我们也看到，在维护科技霸权和创新优势上，美国政府毫不手软。但如何促进创新，确实是个难题。把握好度和范围，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到精准施策，无疑十分重要。因而自然就涉及到了创新政策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第四部分其实还是如何发展创新经济的问题，重点介绍了创新体系（创新系统）、创新生态系统两个不同阶段非常有影响的创新理论，都是基于创新的过程理解和创新的认识论、方法论而产生的。这两个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对创新经济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第五部分，我把落脚点放在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中国自主的创新知识体系构建问题上。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作为一个科技创新和创新经济发展不断取得突破和成功的大国，中国方案也是世界方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构建关于创新经济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我们中国创新领域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而事实上，这一研究领域也是充满机会充满活力的富矿，等待青年学者去挖掘。在结语部分，我对数字创新问题和基于数字经济的创新经济理论构建特别做了强调。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章每一个主要部分，我都是按照文献和学说史的回顾、研究中存在的争议与不足、今后的研究趋势及重点研究问题展开的。
有经验的学者都知道，写好一篇综述性文章是很难的，需要对这个领域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既要力求全面，避免一叶障目，还要重点突出，把握前沿、抓住重点。最重要的是，综述性文章不是为了述而述，不是简单地罗列和堆砌，而是在和学界与读者对话，关键是要给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以启迪。就像之前讲到的路风教授那篇文章对我的启发和影响一样，这种影响有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学术道路与路径选择，不可谓不重要，更不能失真和误导。遗憾的是，我自知还不具备学术大家的这种能力，也难以实现上述目标。但无论如何，我为此做了最大的努力。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重新查阅了美国学者布朗温•H.霍尔（Bronwyn H.Hall）、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编纂的《创新经济学手册》等重要文献，请团队的老师和同学分工帮我整理了一些相关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除论文选题会上的报告外，又围绕这一主题应邀给集美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和新疆财经大学分别做了三场学术报告，这个过程，一方面进一步梳理了思路，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反馈。论文定稿后提交，编辑部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本以为这样就完成了，没想到又在“三校”过程中修改了许多稿。从摘要到关键词，再到正文里的文字措辞与表述、标点符号、参考文献格式等都在编辑老师们的指导下进行了反复而又细致的修改。虽然修改工作并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但每一次都很佩服编辑老师居然能发现这些问题，同时又感觉很惭愧，心想居然会犯这样的错误。事实上，编辑老师们都很辛苦，每一篇发表的论文背后都凝结着他们的辛勤努力、无私奉献和默默付出。论文修改与发表的过程，也是作者在编辑老师指导下不断成长进步的过程。没有叶初升主编和编辑部老师们的支持，就不会有这篇论文发表，更不会这样呈现——虽然这篇文章还很不理想，甚至我都不忍再多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论文总是充满遗憾的作品，而好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在写这篇论文故事的时候，党的二十大已经胜利召开了，举国上下都在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创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3万多字的报告，50多次提到“创新”，相关论述占了全文较大比重。这些都足以说明，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研究创新是我们这代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文章水平有限，而创新的研究和事业无限。希望这篇论文能作为一滴水，融入创新研究之江河湖海，为中国创新经济发展和自主的创新知识体系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创新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进展及趋势展望》载于《经济评论》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