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凤  李睿

（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道德经》有言，“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说解决困难，要在它还容易的时候，成就伟大要在它还细微的时候。天下的难事一定是由容易的事情演变而成的；天下的大事一定是从细小处开始累积的。

论文的灵感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细微之事的观察与对导师张红凤教授研究积累的揣摩。张红凤教授曾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进行过验证，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在研读张老师在环境规制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时，作者对环境规制这一方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使我将目光聚焦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实现的伟大壮举，其必定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属于环境规制政策，那么其对企业的影响是否还支持波特假说呢？

此时，《瞭望》杂志的一篇新闻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篇题为《“一刀切”下的北方重碳省：企业被迫停产 全县路灯关闭居民不敢出门》的报道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在北方某县，为了完成指标，企业被迫停产；全县所有街道路灯全天关闭，建筑亮化、企业及商户牌匾亮化、LED屏及路灯灯箱全天关闭。可见在高压之下，个别地方火急火燎下任务、摊指标，不仅影响了企业生存发展，也给百姓正常生活带来干扰。我想在企业层面，环境规制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以高碳排放量为特征的高污染企业可能会受到环境规制较大的冲击。高污染工业企业是低碳试点政策的主要作用对象，在现实中低碳试点政策能否有效促进其绩效的提升?主要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与导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导师肯定了我的想法，鼓励我通过严谨的实证检验设想，于是便开始了这一段研究之旅。

有了研究方向和选题，我们着手搜集相关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我们采用2009—2016年国泰安数据库数据，通过建立三重差分模型，就低碳试点政策对高污染工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低碳试点政策从总体上对高污染工业企业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更换被解释变量、使用PSM-DDD该结论依然稳健，且通过了安慰剂检验。第二，机制分析显示，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后引发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与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与营收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所带来的成本上升，与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生产成本和营收水平的双重负面影响，给企业绩效带来了消极影响；而技术创新对企业营收的创新补偿效应则对企业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企业异质性下基准回归表明，低碳试点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绩效的影响差异较大。具体而言，低碳试点政策对高污染行业的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绩效均无显著影响，而对高污染行业的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绩效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些结果丰富了现有研究，使得论文内容更为丰满。

完成论文实证分析后，我们很快拿出了论文初稿，之后就是漫长的修改过程，前后历时近半年，易稿十余次。最终，我们将稿件投到了《经济评论》，编辑部非常高效，我们很快就拿到了外审意见。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非常专业细致的修改意见，我们针对外审专家的每一条意见进行了认真、详细的修改和回复，后来又经历了一轮小修，很快被录用。在刊发前的校对阶段，编辑老师非常认真负责，从措辞造句、段落结构、图表格式等方面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反复数次，使得论文更为严谨和规范，也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帮助。

《低碳试点政策与高污染工业企业绩效》这篇论文从选题、撰写到投稿、修改和最终发表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我也曾彷徨和不安过，庆幸的是有导师张红凤教授的循循善诱和外审专家们给予的宝贵建议。论文经过数次打磨完善才得以顺利发表，非常荣幸能借助《经济评论》论文故事将我们的所思所感分享出来，希望与读者共勉。奋楫笃行，臻于至善；行而不辍，履践致远。我们将不懈努力，为创作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而努力。

（《低碳试点政策与高污染工业企业绩效》载于《经济评论》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