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一、选题缘由
论文选题可追溯到2018年年初，那时我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正在寻找自己的博士论文方向。一开始自己打算做中国收入分配和收入不平等方面的研究，在搜索和阅读相关文献时，劳动力市场极化（或工作极化）问题深深吸引住了我。仔细翻阅国内外文献后，我发现，在国外劳动力市场极化问题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丰富，至少可以追溯到2003年David Autor等发表于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论文“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而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寥寥无几。难道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极化现象？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通过阅读国内已有文献并进行大量数据分析，我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存在这种现象。那么中国劳动力市场极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与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原因是否相同？这种极化现象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及中国经济发展将会造成什么影响？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我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论文的研究主题正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深化。
二、写作及发表历程
在探讨劳动力市场极化的原因时，最经常被提及的因素是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Routine-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国际贸易、跨国外包等，对产业结构的作用研究较少。就国内研究而言，现有的几篇文献仅运用计量经济分析工具从实证视角探讨产业结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极化的关系，并没有从理论视角深入分析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极化的具体作用机理。那么，是否可以从理论模型视角研究二者关系？为找到合适的理论模型用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笔者翻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多个模型的推导，最终选择了论文中所呈现的模型，这也是论文的重要贡献之一。选用数理模型分析实际问题时，我一直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尽量用简单易懂的模型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模型写作完成后便是实证分析部分，本以为实证分析难度不大，但深入研究后才发现，找到合适的数据衡量职业就业比重变化存在很大困难。美国、欧洲国家拥有详细的职业中类甚至职业小类的就业和工资数据，而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却没有这样的细分数据。经过多渠道的数据收集和对比，我发现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中有分职业大类的就业数据，且时间跨度为1982—2010年，虽然没有细分职业类别，但对于考察职业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基本够用。而工资的相关数据，则可采用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最终，论文初稿于2019年4月写作完成。
在2020年10月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评论》杂志社共同举办的第六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青年学者论坛上，我们有幸获得了汇报论文的机会。与会专家们对文章的结构、实证分析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会议结束后，我们按照专家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并于2020年12月将修改后的论文投稿至《经济评论》编辑部。2021年2月，三位外审专家返回了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加起来共8条，除了涉及文章图表格式、文字表述等修改外，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关于模型假设条件和推导逻辑。二是关于实证内容缺乏对就业技能障碍阻碍就业升级的经验分析。看到这些外审意见，我的第一反应是，模型和实证两个方面都需修改，难度着实不小，不知能否顺利完成，并获得外审专家的认可，心中有一丝想要放弃修改的念头。但转念一想，既然让我们修改后再审，就说明希望还是很大。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放弃。同时，蒋永穆老师结合审稿意见，对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诸多意见。于是，从2021年2月到8月，除了花费在教学和其他工作的时间外，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思考论文如何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期间还多次跟蒋老师讨论了论文的具体修改事宜，终于在2021年8月初完成了修改并将论文返回编辑部再审。两个月后，编辑部返回了三位专家的再审意见，其中两位专家表示不用再修改，有一位专家给出了再次修改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涉及结构安排、概念界定、语言凝练等小问题）。相对于初审意见而言，专家们这次都对文章所作的修改给予了极大肯定。我们再次按照外审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并于2021年11月提交至编辑部。2022年1月，编辑部通知文章被录用。本以为论文修改就此告一段落，但编辑部彭爽老师及其他老师就论文的用词、标点、图表格式、参考文献等内容与我们进行多次核对，直至最后定稿出版。编辑部老师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精神着实令人佩服。
三、主要感悟
论文从初稿写作到最终刊出历时近三年，期间经历了几次较大修改和完善，正是这些修改与完善才能让这篇论文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次发文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做研究不仅需要严谨的态度，更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正如荀子所言：“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产业结构服务化会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极化吗？》载于《经济评论》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