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   李国成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创新性论断对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如何从学术上探究中国元素，总结中国规律，发展中国理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价值是我国科研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中国元素进行探究是我们思考的首要问题。随着5G通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正在进入以数字经济为标志的新时期。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凭借技术和人口优势，率先推动数字金融崛起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由此我们便将选题方向聚焦于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这一中国元素。数字金融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产生了数字支付、数字融资、数字投资、数字货币、数字保险等新业务模式。一方面，数字支付和数字货币替代现金执行流通手段职能，为日常交易提供便利，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开展投资理财、消费信用、数字借贷等服务，为居民节约货币需求空间，增加投资收益，促进货币需求向更高层次转化。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与凯恩斯、鲍莫尔、惠伦等时期影响货币需求的传统因素存在明显不同，那么数字金融发展会影响居民家庭货币需求吗？与传统货币需求理论的影响有何不同？

确定选题之后，如何进行研究设计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居民家庭的货币需求以预防性货币需求为主，造成我国居民储蓄率过高。而数字金融发展缩小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金融服务差距，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大幅改善，即使在偏远落后地区也可以快速完成网络购物、投资理财、生活缴费等各种金融活动，改变了居民生活方式和交易习惯，促进了货币需求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上述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确实会影响居民家庭的货币需求，但是如何构建合适的理论模型，使用恰当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去验证是非常困难的。通过回顾经典理论，查找相关文献，进行若干次的讨论和深度思考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总结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的规律，提出反映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的货币需求函数。因此，我们将数字金融因素引入凯恩斯货币需求分析框架，基于数字金融的消费信用和数字借贷功能，分别改进鲍莫尔模型和惠伦模型，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结合，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居民家庭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的作用效果、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由于居民家庭微观货币需求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国家宏观货币需求变化，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货币需求结构的影响，使研究工作更加深入。

初稿完成后，又进行若干次交流讨论，不断修改打磨。在论文进一步完善之后，考虑到论文主题和内容的契合度，我们将论文投稿至《经济评论》，希望获得审稿专家和编辑老师的指点。投稿后不久，论文就被送外审，一个多月后便收到两位外审专家给予的宝贵意见。看到审稿意见时，我们尤为赞叹外审专家对于相关问题的熟悉和了解，从文章引言到最后结论都提出了严谨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如提出让我们尝试使用“所在省除本市外的其他地级市的数字金融指数均值”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同时，我们也根据外审专家的意见逐条修改，逐一回复，论证解决每一个问题，最后提交了两万余字的修改说明，经过修改，论文质量得到极大提升。此外，《经济评论》编辑部老师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论文校对工作十分繁琐，编辑老师多次与我们沟通文章行文、图表、公式、参考文献等内容的规范性，反复对全文进行阅读修改，让论文更加严谨和规范。

写到这里，又回想起当初论文创作和修改时的艰辛，但我们仍然感谢那些披星戴月的时光，让我们的思维得以锤炼，水平得以精进，并感受科研所带来的那份乐趣。我们相信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时代，望与各位学术同仁一道，探究中国元素，总结中国规律，发展中国理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数字金融发展会影响居民家庭货币需求吗？》载于《经济评论》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