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卫（上海财经大学）

拙文从灵感迸发到有幸被《经济评论》录用历时一年有余，期间我们遇到了诸如数据缺失严重导致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不符、指标界定困难以及如何控制内生性等诸多难题，曾一度止步不前。尽管挫折坎坷不断，但我们仍坚持求证，终于将问题一一修正，完成了这篇论文。在此，我们将创作过程中的苦乐分享出来，与诸君共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展有目共睹，那么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对其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萌生了这一想法后，我们便开始着手查阅文献，关注学术会议中的相关论文。通过梳理党组织治理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聚焦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各类影响。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发挥党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中国特色企业治理机制由此形成。事实上，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出台之后，国家对党组织参与非公有制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视程度上到新的台阶，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以往的研究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非公有制企业？基于此，我们将考察对象定位到了民营企业。

进一步地，我们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来思考下一步的研究方向。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增速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开始放缓。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前期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逐步凸显，例如经济金融化趋势加剧和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等。在此背景下，为了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中国政府于2015年11月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促使各种生产要素实现最优配置。在此期间，一系列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相关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继出台，频繁的政策调整使得实体企业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了其投资信心与预期，致使其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减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神经末梢”，企业基层党组织在微观企业层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与政策主张，发挥着“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政治领导作用。那么，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否成为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的信息沟通桥梁，帮助民营企业获取更多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信息，从而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负面影响？至此，论文的选题方向初步确定。

有了研究方向，我们便参照既有文献开展模型设计和数据搜集等工作。具体地，在模型设计上，借鉴Kim和Kung（2017）、刘贯春等（2019）的方法，我们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特别地，为消除时间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对估计结果造成的潜在影响，我们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数据搜集是全部工作中最为困难的一环，在这一步上我们甚至走了许多弯路。起初我们从国泰安数据库中高管具体职务一栏中提取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指标。但是，提取结果不尽如人意，数据缺失严重，回归结果与预期完全不符。为此，我们充分反思，不再依赖数据库的现成数据，将数据库数据与年报进行对比，逐步填补，经过接近一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获得较为完整的数据，其中的辛苦现在想来仍历历在目。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仿佛是对我们经历数据搜集九九八十一难的回报，回归写作过程完成得异常顺利，初稿一气呵成。

初稿完成后便是打磨和精修论文的过程，参加数次学术会议宣讲并进一步完善之后，我们将论文投至《经济评论》编辑部举办的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审稿快线活动。很荣幸，拙作从众多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宣讲机会。在审稿快线上，《经济评论》主编叶初升教授和与会的各位老师就理论分析、机制检验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度量等问题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使得论文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外，在刊发前的修改阶段，《经济评论》编辑老师在论文的措辞用句、行文逻辑、格式排版等细节上的悉心指导，也使论文变得更加严谨和规范。

回顾整个创作过程，从灵感乍现到论文定稿，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但这些挫折反而是宝贵的经验，让我们懂得了写作乃至生活的一些道理。正是因为最初数据搜集过程中并未进行严谨且细致的思考和过滤，才致使我们走了许多弯路。一个宏大的主题是无数细节所构成的，一环出错则环环崩溃，故至广大要先精细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载于《经济评论》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