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盈盈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其实每次论文定稿后都会反思一下从选题到定稿这个过程，毕竟“写出来”只是论文发表的第一步工作，然后才有修改、打磨和投稿发表。总之，这是一段充满期待和焦虑的日子，只是从不曾诉诸文字。最近很幸运的收到《经济评论》编辑部的邀请，让我写一写论文创作的故事，认真地反思了自己从选题到录用发表的整个过程，确实感觉收获良多。借着这个机会，以我粗糙的文笔简要记录，希望能够供其他同样奔跑在科研路上的同学参考，希望大家新一年里有更大的进步和收获。

好的论文选题是成功的开端，数据及研究的可行性是必要条件。这篇论文的选题源于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兴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内生的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差异性，结构升级是发展问题，结构匹配是转型问题；同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技术、收入水平不同，其规模、风险、交易等等的特性也会不同，这些结构差异是内生决定的，把结构的内生性纳入考虑范围后，很多问题，从微观到宏观都需要重新审视。就金融而言，学者们围绕“何为最优金融结构”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尚未有定论。而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较晚，有关金融结构的讨论由于数据可得性和数据质量等原因亦很难有全面深入的结论，特别是在省际以及更微观的层面，最优金融结构的讨论就更难展开。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与起步晚、暴涨暴跌状况不断的证券市场相比，银行体系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小企业融资也一直较为依赖银行体系（林毅夫、孙希芳，2008）。同时银行业发展的数据相对齐全，从这个角度看，对银行体系最优结构的讨论可能某种程度上更为可行，也更为重要。此外，由于证券市场的建设不仅仅是机构设立、交易场所的确定和交易规则的移植与执行，还牵涉到一系列制度建设的供给，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证券市场发展缓慢且不稳定，银行体系占主导作用的现象，因此，关于最优银行业结构的讨论也具有普适意义。

在确定研究选题后，我们开始搜集相关的文献和数据并深入思考如何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已有文献关于最优银行结构的讨论是以理论推论为主，实证支撑较为有限。虽然这些文献对理解中国最优银行业结构及进一步的最优金融结构议题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洞见，但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例如，在对银行与企业相匹配进行测度时，采用的是交乘项形式，这种技术处理的不足之处在于交乘项的意义较为模糊，并不能充分反映两者相匹配的信息。其次，通常仅考虑银行、企业或经济增长中某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缺乏对银行和企业联合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度量。因此，我们借鉴相关领域的研究，以排序匹配方法来构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即银行与企业的规模结构匹配度。以婚姻中的学历匹配问题研究为例，大量的研究一般将男女的学历按顺序分为小学、中学、本科、硕士和博士五个层次，分别赋值1-5，再计算学历层次的排序差异，用排序差异的绝对值代表匹配度，数值越大代表匹配度越差。在解决了核心解释变量的设定问题之后，我们依次解决了内生性和稳健性等其他问题，完成了论文的最初稿。在此之后便是修改和打磨的过程，例如将论文分享给自己的师门同学和导师，或者参加学院的博士生沙龙，与大家进行讨论并收集意见以进行修改完善。在此之后，我们又将论文投到相关的学术会议并有幸入选，在会议上也收获了相关领域学者非常好的建议和指导，收获颇多。据此，我们陆续又做了一些修改和完善便开始投稿。

《经济评论》是一个效率很高的期刊，从投稿到录用，论文经历了两轮外审。一个月的初审过后，两位外审专家给出了非常专业又严谨细致的意见，包括文章理论基础的强化、核心指标的构建与阐释、实证方法的处理以及文献的梳理等。参考这些意见，我们对论文初稿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论文质量得到较大的提升，这不仅加深了我对所研究内容的理解，也加深了我对学术严谨的敬畏之心。论文确定录用之后经历了多轮校稿，编辑老师的严谨和敬业负责让我十分敬佩也非常感激。早上八点多编辑老师便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给我打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逐处讨论文章中可能需要再次确认或修改的问题，语气中充满了工作的热情，既严肃地指导了我学术上应该认真严谨，也体谅并温柔地鼓励我这个菜鸟新手。编辑老师的工作态度让我很受触动，事后我好好地反思了自己，告诫自己在学术上一定要认真严谨，语句的表达、文献的引用甚至标点符号或格式都需要反复地推敲，精益求精。幸运的是，现在这篇论文已经刊出，这么久的期待和焦虑终于有了好结果，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开心之余，我也深刻地意识到，论文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不仅是学术的进步，也是心智的打磨，过程中有期待、有担忧、有质疑，有时候还会有生气和退怯之心。但是，每一轮过程都会有进步和成长，成长着，成长着，也许就蜕变成了学术之星呢！希望每一个和我一样奔跑在科研路上的年轻人都心中装满希望，揣着严谨的学术精神，继续进步吧！加油呀！收获呀！

（《银行-企业的结构匹配与经济增长》载于《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