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楠（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郭彦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受《经济评论》编辑部的邀请，有机会能够与读者分享论文背后的故事，非常荣幸。相较于其他论文故事更多地分享选题和写作的灵感，我们分享一个写作过程中的波折故事——实证结果与预期不符。这个问题可能是实证论文的作者们在做实证、跑数据的时候最害怕遇到的问题，每每写完命令，执行do文件时，心中总有一丝期待，期待结果与自己所想的一致。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总会遇到实证结果与预期不符的情况，例如系数正负符号相反、系数过大或过小、系数不显著等等一系列情况。

我们这篇论文背后的故事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对于国有企业利润上交而言，从政策预期来看，这项政策能够减少企业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进而降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从而解决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投资饥渴”“投资低效”等诸多问题，我们在最初的预期也是如此。但是当我们处理好数据，写好do文件，开始跑回归之后，却发现回归结果的系数与预期不符，从回归结果来看，利润上交反而降低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遇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首先仔细检查了数据收集、数据处理、do文件等各个环节，发现并没有明显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如同大多数作者一样陷入了迷茫。但在随后的时间中，通过不断与合作者交流想法，我们开始对结果和政策进行反思。

我们从两方面出发反思国有企业利润上交这项政策：一方面从已有文献出发，开始对已有文献中提及的关于政策实施过程中一些可能的问题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通过实地调研、新闻等多维度进行探索。这种反思持续了大约三个月左右，在否定了多个可能的原因后，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自己比较认可的猜想，涉及两个重点：首先是该政策存在一条额外却十分重要的影响路径，利润上交不仅会影响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还可能会迫使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在决策时采用更为冒险的方式，恶化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代理行为，反而可能加剧过度投资，进一步降低投资效率。其次，公司治理水平在这条路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治理水平越低时，对国有企业代理人自利行为的监督和惩罚就越有限，这条路径的影响就越大，投资效率可能反而降低。而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该条路径的影响则会较小。进一步地，我们对上述猜想进行了检验，也证实了上述想法，最终形成了论文。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反思的终点，虽然已经形成论文，但真理的追求过程是无穷尽的，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反思，继续深入挖掘和探讨。

综上，在遇到实证结果与预期不符时，迷茫和放弃是没有必要的，不断反思和检查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且在各式各样的政策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政策恰恰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其中的问题，从而为相关的政策和改革提供改善的思路。

（《利润上交能否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载于《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