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松林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对外贸易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进出口贸易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领域。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仅货物贸易就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扩大到2019年的4.58万亿美元，增长了224倍，年均增长14.1%，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出口贸易的持续繁荣不仅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对国内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推动产业升级、增加财政收入、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外贸增长也进入新常态，其固有特征不仅极易遭受外部需求冲击出现大幅波动，更面临主要发达国家反思（逆）全球化的新挑战，稳出口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宏观调控“内外经济循环”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说如何实现外贸的稳定发展，始终是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者与微观企业竞争者关注的重点话题之一。
客观来看，“稳外贸”需全面认识中国出口增长的结构特征。以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1995—2017）、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00—2015）、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3）和国家统计局等相关数据为基础，我们发现：在产品结构上，中国出口主要集中于传统产品，传统产品出口占比达到98.92%，而新产品仅占1.08%；在国别结构上，中国出口国别集中度依然较高，主要出口到美日欧发达国家，其中仅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占比就高达19.90%；在比较优势结构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49.21%下降到2017年的23.20%，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从1995年的41.87%增长到2017年的73.28%，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贸易方式结构上，加工贸易作为我国对外出口最主要形式所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直至2014年之后才被“一般贸易”超过，但是，贸易顺差曾主要由加工贸易贡献，即便是到2019年8月加工贸易依然能贡献41%的顺差；在贸易主体结构上，外资外贸对中国货物贸易发展起了“历史性”作用，增长速度要比内资企业平均每年高出0.53个百分点；在贸易类型结构上，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慢、进口增长快，决定了其是目前中国外贸逆差的主要来源。
于是，我们选择“比较优势”这一论题率先展开分析，研究起点先是梳理现有经典文献的研究结论，包括Findlay 和 Kierzhowski（1983）、Krugman（1987）、Young（1991）、Redding（1999）、Desmet（2002）、Bond 等（2003）、Bernard 等（2007），等等，结果发现：国际贸易理论历来重视比较优势变化，只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大多将引起动态比较优势变化的因素看作一种积累变量，对比较优势决定、微观企业生产效率改进等方面的研究可能还不充分。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后，有关中性技术进步的比较优势理论模型，其突出特点为企业异质性的“放大”作用，一方面促进比较优势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强，另一方面导致比较劣势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弱，两方面共同作用使一国（地区）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难以形成。
应该说，新-新贸易理论是理解国际贸易问题的新方法，只是对比中国外贸增长统计数据后，我们发现Bernard 等（2007）的预测结论不太符合中国实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是我们写作论文的第二个阶段。思考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即现实经济中的技术进步可能不是“无源之水”，生产企业无论是接受政府的政策介入还是接受同行企业的技术溢出，技术进步都可能是有偏而非中性的。
有偏技术进步是否得到了文献的证实？是我们写作论文的第三个阶段。再次梳理文献后，我们发现这一思想在学术界早已有所体现：一是近年来的贸易理论已经开始放松偏向型技术变迁的应用范围（Crozet and Trionfetti，2013；Larch and Lechthaler，2011），更多经验证据表明，即便相同国家相同产业，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也会“诱导”不同行业生产企业的偏向型技术进步（Burstein and Vogel，2012），进而带来要素密集度变化和动态比较优势升级（Kancs and Ciaian，2012；Costinot and Vogel，2010）；二是有偏技术进步可能比中性技术进步更能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Mizobuchi，2015），尤其是中性技术进步解释一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对较为“乏力”（Zuleta and Sturgill，2015；Sturgill，2014；Zuleta，2012；Antonelli and Quatraro，2014；Antonelli，2016），例如Grozet 和 Trionfetti（2010）以41个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中性技术进步只能解释其企业生产率进步的33%，相反偏向型技术进步却能解释66%；三是国内学者对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研究，比如段颀等（2019），直接证据是李小平和李小克（2018）使用系统供给面方程估计了中国1998—2016年35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后，偏向资本的技术基本可以解释我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大部分。
有了文献支撑偏向型技术进步，我们第四阶段的工作重点是将其融入新-新贸易理论模型中，通过数理模型的推理，看是否能得出期待的结论。借鉴常进雄等（2019）的CES生产函数设定方法，将其融入Bernard 等（2007）理论模型之中，我们发现：生产企业采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会推动一国（地区）出口增长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变迁，进而促进外贸增长的比较优势转型升级，而中性技术进步相当于在实验室的创新，要素的相对边际产出始终不变，很难改变出口商品的要素密集度和促进出口比较优势变化。
尽管有数理模型的结论，但背后的作用机理仍需要交代清楚，这是我们论文写作的第五阶段。以经济史为切入视角，我们认为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之所以会发生，一方面应该同创新和生产相分离的传统国际贸易模式密切相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离岸外包的快速发展后，承接国家的技术变革方向会受到主要发包国家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倾向于生产偏向密集使用资本技术的产品，以获取更大市场利润；另一方面也应该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条件变化密切相关，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后，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大幅减缓过程中，我国悄然从资本稀缺国家转变为资本相对丰裕国家，微观企业获取资本途径更为容易，有使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冲动”，以缓解劳动需求“压力”。当然，国家的政策支持体系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外贸附加值，相继出台的支持注入机电产品等内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体系，也会“诱导”生产企业采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理论预期结果是否能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是论文写作的第六个阶段。计量检验分三层四步骤进行：一是分二分位和三分位行业的对比；二是考虑到经济惯性的作用，采取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三是分贸易伙伴子样本再检验。比较计量结果后，一个总体感觉是符合数理模型预期结论，但也有差异性，表现在二分位行业检验结果中，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均达不到显著性水平要求。这或许能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尽可能利用相对较为微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或许更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结论。
我们最后据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对策建议。客观来看，新-新贸易理论应该是未来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之一，但现有经典理论或许还没有体现出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的特点，比如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结构转型、要素禀赋逆转、吸引外资与加工贸易发展等问题，当然也没有类似“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以及高标准自贸区战略等方面的内容。在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框架下，加入类似中国这样的经济结构转型国家的某些特定变量，研究企业异质性与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应该是补充和完善新-新贸易理论的一种尝试。所以，无论是从对理论验证的角度，还是从理论深化的角度，我们非常渴望得到专家们的宝贵经验。辛运的是，在投稿之后，论文很快得到审稿专家与编辑老师的悉心指导，针对性建议对文章修改和自身知识体系的完善帮助极大。
（《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行业经验》载于《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