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  杨逢珉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在学术研究中，笔者始终秉承以“问题为导向”和“服务于社会发展”两个原则，自不待言，论文的写作灵感也主要源于以下两方面的现实特征。一方面，在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下，传统贸易壁垒(如关税)不断削减，全球贸易自由化程度达到了较高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世界加权平均关税总水平由1996年的33.96%下降到2010年的2.69%。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利用关税削减措施来扩张全球贸易的动力不足，与此同时，技术障碍、复杂海关程序以及监管保护等措施成了制约贸易发展的新型贸易壁垒(Baldwin et.al.，2000)，严重损害了社会福利(Beghin，2009)。因此，在2014年11月WTO通过了《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以后，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等贸易便利化措施成为推动全球贸易的主要动力之一。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推动产品质量升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通过模仿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工艺来实现增长，而这些模仿过程正是通过进口新的、质量更高的中间品来实现的（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因此通过进口高质量中间品可以提升中国国内消费品和出口产品的质量，使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从一个生产低端廉价产品的国家，走向一个生产高质量、高技术产品的制造业大国。

综合两方面的现实特征，笔者最终选择将贸易便利化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结合起来研究，以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初步确定选题后，笔者回顾文献发现：首先，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因素较多，各影响因素的作用途径大致可以分为成本和竞争两个层面；其次，贸易便利化可对贸易规模和经济福利产生显著影响，但尚未有文献将其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结合起来研究；最后，假如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会产生影响，那么其作用途径也需要我们进一步验证。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贸易便利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两条作用途径，同时还利用理论模型验证了作用途径的合理性，进而提出论文的研究假设。

科学且合理的数据处理过程和准确的变量测度是实证研究的基础。论文主要研究涉及三方面的关键变量，分别是省级贸易便利化变量、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变量和中介变量。对于贸易便利化，以往研究通常只考虑到国家层面，利用Wilson等（2003；2005）的测度方法。但是，笔者认为，国家层面的研究过于宏观，不能准确衡量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因此，论文采用李波和杨先明（2018）提出的测算省级地区贸易便利化的方法，测算中国各省级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指标。对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刻画，学界莫衷一是。在查阅大量文献和进行比较后，笔者最终选用反事实推理的方法测算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中介变量的测度主要包含：一方面利用企业进口中间品价格近似替代企业进口成本的指标，另一方面利用同一年度同一地区同一行业内企业数目来替代市场竞争程度的指标。基于变量测度和研究目标，原始数据涉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中国口岸年鉴》《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监测年度报告》《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同时考虑到各数据库之间的匹配性，笔者选择2007—2013年作为研究的样本区间。首先，论文参照Yu（2015）的处理方法，根据时间和企业名称等信息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并进一步剔除了部分异常样本；其次，根据广义经济分类(BEC)2002 版定义的中间品，将中间品数据样本筛选出来；最后，将根据《中国口岸年鉴》等数据库计算得到的贸易便利化指标匹配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库中，从而得到2007—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数据处理和指标测算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尤其是这种大规模的微观企业、产品数据等，其数据量大、条目细、涉及的维度多，例如国家、行业、企业、产品等等，更是考验研究者的耐心和细心。我们对原始数据、关键指标等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清洗、处理和测算，终于在关键参数和指标方面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我们能够坐“冷板凳”，耐心地处理和检查每一条数据、变量信息等，而且更需要我们有“火眼金睛”，能够及时发现数据处理和变量测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纰漏和错误。这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一点点错误都可能导致后面的研究徒劳无功。

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相互佐证下，笔者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贸易便利化通过成本效应和竞争效应两条途径对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表现出提升作用，该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是可靠的。第二，贸易便利化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按从大到小的顺序分别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同时贸易便利化对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的作用大于一般贸易企业。此外，贸易便利化对不同地区企业的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均存在显著作用，但是作用强度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即贸易便利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分别为东部地区企业、中部地区企业、西部地区企业。第三，贸易便利化对退出企业的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作用大于新进入企业，对退出产品的质量升级的作用大于新进入产品。在此基础上，生存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降低了企业进口风险概率，从而延长了企业的进口持续时间，并且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越高，贸易便利化对其进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越大。

整篇论文从写作到刊出，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两位审稿专家、两位编辑老师和主编都给了我们诸多好的修改建议，他们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对论文内容的完善和方法严谨性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相比初稿，终稿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在这里，我们向编辑部老师们和同行专家认真、严谨的态度和对于文章细枝末节的“苛刻”表达敬佩之情，这也是笔者在今后学术道路上需要不断学习和遵循的。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载于《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