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刘岩（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许志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薛涧坡（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缘起：也许是生活在中国的时间久了，让人们觉得全世界的政府都是 “乐善好施”的，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学家也常用最大化居民的效用函数作为政府的目标函数，来进行最优政策等相关研究。然而，新冠疫情的肆虐让我们发现，世界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政府，他们的追求不一，行为各异。有中国这样的同心协力，以人民生命健康为第一位，坚决抗疫的各级政府；也有为了经济仓促复工，甚至宣扬群体免疫的某些外国政府。新冠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各个国家卫生基础设施的强弱，也照出了风格迥异的各国政府。当前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如新冠疫情、逆全球化浪潮等，为重新审视宏观经济学中的政府角色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可观测事件，让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学友开始思考，传统经济学模型中对政府的刻画是否过于理想化？政府的异质性对宏观经济是否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政府之间的博弈与合作会产生哪些经济后果？

契机：虽然我们几位作者都是宏观经济领域的青年学者，但是对政府在宏观经济中角色的讨论，也仅仅局限于疫情封锁期间的微信群，并没有进行系统性的严肃思考。但很快，经济学界掀起了研究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热潮。《经济评论》主编叶初升教授认为，与其简单地研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倒不如思考一下疫情对经济学理论带来的冲击。正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意识到金融摩擦的重要性，并且深刻地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一样，这一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也可能给经济学理论带来某些深刻的影响。因此，叶初升老师计划通过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让学者们就疫情冲击对经济学理论的可能影响谈一谈看法。出于对学界后辈的提携，他找到了我们，想让我们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谈一谈看法。收到邀请，我们几乎没有犹豫便欣然接受了。也正是这一邀请，促使我们形成了政府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角色的一个严肃的思考。

苏州会：我们几位都是做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出身，口头上的讨论常常不能够精确地表达想法。当时正逢抗疫取得显著成绩，跨地区的出行得以放开，因此我们决定，找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当面讨论，最终地点就选在了苏州。四个作者分别位于苏州的四个方向，有南下的，有北上的，有东进的，还有西行的。凭借着健康码或核酸检测报告，于2020年5月

下旬成功在苏州碰面。经过一夜的讨论，我们敲定了从异质性政府和多政府主体间博弈与合作的角度来思考疫情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第二天，我们在纸上写下了基本的模型框架，并且通过四类政府间关系的提炼将这个框架延伸出去。

我们的思考：主流宏观理论关注微观基础，通过约束下的目标函数最大化来刻画微观主体的跨期动态决策。例如，给定预算约束，家庭最大化生命周期总效用；给定资本动态积累过程，企业最大化利润流的总折现值。对微观层面的决策行为进行横截面加总，可得到市场行为。市场出清条件又进一步确定均衡价格，最终与市场行为构成一个完整的宏观动力系统。对政府微观决策行为的刻画，遵循同样的逻辑，即政府在给定约束下对其目标函数进行最优化，从而得到内生决策，最终体现为政府政策。然而，由于对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者）微观决策的刻画与家庭、厂商等其他微观主体又有本质区别。具体而言，分析政府决策行为及其宏观效应，需充分考虑政府主体间关系。此类关系体现为“纵横”两向结构或其组合。在论文中，我们将其提炼为“中央地方”“地方同级”“中央同级”以及“区域联盟内国家”四类构件。

不同类型政府间的差异，使得政府决策产生外部性，从而直接引发或者加剧了市场失灵，削弱了政府政策意向效果。同时，政府间策略互动产生的结构性摩擦也为宏观经济运行注入了新的传导机制。因此，在研究宏观经济政策时，政府作为决策主体的角色不可或缺。“中央地方”结构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激励相容问题会导致宏观政策无法自上而下被有效执行。因此，上下级政府间协调是成功应对重大事件（如新冠疫情）的关键。“地方同级”结构中，各地政府仅关注当地疫情与经济状况，从而其相关政策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外部性。因此，疫情期间，区域间协调十分必要，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能够极大地提升政策有效性。“中央同级”结构中，各政策制定当局（如财政部与央行）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很可能导致宏观政策制定的低效率。近期热议的“赤字货币化”，本质上体现了财政与货币当局政策目标的深层分歧。因此，引入各政策制定当局的协调机制，是解决各部门政策博弈低效均衡的有效途径。最后，“区域联盟内国家”结构中，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会对其他国家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当新冠疫情在意大利爆发时，尽管意大利首先提出了北部地区“封城”措施，但受限于欧盟申根签证区整体的人员流动政策约束，意大利并不能有效地管制人员跨国界流动。因此，主权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能够有效减弱国家间政策的负外部性。

会议和笔谈:苏州之行结束后，我们各自分配了一部分论文的撰写任务，很快成文。交稿之前有个署名环节，我们几位作者是多年好友，对这篇文章又有着同等贡献，想着如果按照姓氏拼音顺序署名太过俗套，就一时兴起决定按照姓氏拼音的倒叙排列。接下来，在《经济评论》的云论坛中，我们宣读了文章。期间，又收到了北京大学王勇老师、武汉大学文建东老师和叶初升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根据几位老师的点评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再将文章进一步浓缩，形成了现在这个笔谈。

总结而言，新冠疫情的爆发，让我们重新思考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角色。笔者从政府决策的微观视角，在主流宏观分析框架下，讨论了政府间策略互动引致的潜在外部效应，并由此提出宏观经济治理的优化路径，即通过促进各政府主体间目标协调一致，来减弱策略互动导致的外部效应。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名言“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深刻总结了这一核心观点。

(《后疫情时代宏观经济学中政府角色的思考》载于《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