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康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在学术研究中，笔者始终秉承“从经济现象中寻找问题，从经济理论中获取答案”和“学术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两个原则，自不待言，论文的写作灵感也主要源于笔者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观察和对国家政策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红利和禀赋优势的助推下，中国制造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在2010年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但长期依赖于要素投入驱动发展，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整体较弱，导致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劣势明显。对此，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纲领，旨在以提质增效为中心，致力于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展。并且，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无疑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的重要依托，其发展水平和效益无疑直接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质量。由此可见，实现制造业升级不仅是推进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为响应制造业升级的战略目标，各地积极探索推动制造业升级的有效路径。其中，不乏有地方政府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作为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抓手。而此举措也有着长远的政策支撑，从2006年国家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现代化生产性服务业建设，这些信号已显示出国家依托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产业布局政策。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生产性服务业突破了地域限制而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集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形成互动，成为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动力。因此，在加速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现实背景下，明晰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初步确定选题后，笔者回顾文献发现，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但早期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产业维度的微观组织层面，并且多以理论分析为主，缺乏实证研究的佐证。随着后续实证证据的补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制造业升级的研究日益丰富，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那便是大多学者仅关注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外生直接影响，而缺乏对于二者内在传导机制及路径的深入研究。鉴于此，笔者重点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索。

在最终确定选题后，笔者开始着手理论机制的梳理，理论机制的剖析和研究假设的提出

往往是后文实证检验的“旗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具有新意的理论性解释更是对已有研究的边际贡献，这是撰写学术论文应具有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学术思想前进的重要动力源泉。笔者深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的关系研究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话题，因此，如何做到在理论上前进“一小步”是笔者在撰写文章时苦苦思索的一个点。回顾文献发现，制造业升级主要包括合理化和高度化两方面，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谋求制造业的绿色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因此，笔者将制造业升级内涵拓展为实现制造业的要素高级化、资源配置合理化与生产绿色化，这无疑符合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需要。而外部性理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知识溢出效应、“蓄水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作用于制造业发展，这恰好与制造业升级的三方面内涵相呼应。想到这一点，灵感一下涌入头脑，笔者自认为这一工作不仅能增强文章的理论性，并且也提升了理论分析的新意，符合理论贡献“一小步”的要求。果不其然，在后续审稿中，也得到了编辑老师与外审专家的赞同。于是，笔者从制造业升级的内涵出发，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外部效应与制造业升级的内涵嫁接起来，以此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为后续的实证检验提供依据。

科学且合理的研究方法和准确的变量测度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首先，在计量模型设计上，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制造业升级与中介机制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关系，因此，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是本文着重考虑的一点。以往研究大多采用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但笔者认为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具变量选择的合适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结论的走向。因此，为避免工具变量选择偏误而影响研究结论，笔者选择另辟蹊径，采用在克服内生性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的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并利用系统估计中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构造的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以此来克服联立方程组中的内生性问题与随机误差项同期相关问题。另外，鉴于中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可以预见，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具有非线性的作用机制。因此，进一步引入能弱化内生性问题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对二者之间的传递路径进行分析。面板门槛模型不仅能避免人为设置区间带来的偏差，还能够体现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空间异质性,这对于政府差异化的政策颁布与精准化的改革措施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在变量选取和测度方面，论文主要研究涉及三方面关键变量，分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变量、制造业升级变量和中介机制变量。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表征，以往研究通常只考虑到产业层面，利用区位熵进行测量，但笔者认为，产业集聚具有很强的空间根植性，具有“产业-空间”的双重属性，因此，在区位熵公式中融入了表征空间外溢效应的地理距离衰减系数，以此表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属性。对于制造业升级的刻画，学界莫衷一是，在查阅大量文献和进行比较后，笔者最终选用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效率类指标进行表征，因为推动制造业实现效率偏向性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介机制变量的测度可谓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指标之间的相互嵌套导致笔者需要对若干个相关指标进行数据的收集、处理和测算，这一块在前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而在具体测算过程中，为确保测算结果的准确性，笔者又对每个指标都进行了2~3遍的测算。虽然这一过程比较煎熬和枯燥，但学术的严谨性时刻要求我们必须具有这种“坐冷板凳”的精神。

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佐证下，笔者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通过引发研发要素跨区域流动带来知识的空间溢出，从而间接推动制造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通过环境正外部性降低制造业的污染排放，进而实现制造业的清洁环保经营，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改善资源错配能有效推动制造业升级，但现阶段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不仅未纠正资源错配，反而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总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可通过空间知识溢出和节能减排两条路径有效推动制造业升级。第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呈现倒“U”型的传导路径，研发资本流动、资源错配程度和污染排放强度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多阶段动态强化效果，但研发资本流动量存在一定的门槛约束。上述研究结论在经过模型变换、变量替换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文章从立意、写作到录用见刊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虽然过程漫长，但在得知论文是以封面文章刊用时，内心十分兴奋，笔者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颇丰。期间，论文经历了初审、外审、复审、终审和多轮校稿，每一次都能得到编辑老师和外审专家极富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在经历几轮审稿和反复修改完善后，论文的质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在这里，十分敬佩编辑老师和同行专家认真、严谨的态度和对于文章细枝末节的“苛刻”，这也是笔者在今后学术道路上所需要不断学习和遵循的。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如何推动制造业升级?》载于《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