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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的创作历程
发布时间:2020-06-29 16:54:06

 

万攀兵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论文是我研究生期间第一篇独立作品,从选题到数据搜集再到写作、投稿以及后续修改均由本人独立完成,尽管创作过程并不十分顺遂,但是最终能在《经济评论》上发表,算是为此文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归宿。作为一名在校博士生,我深知拙作能以封面首篇独作论文的方式在《经济评论》这一具有深厚研究传统的专业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殊为不易,特别感谢《经济评论》编辑部对青年学子的奖掖和提携。因此,当收到《经济评论》编辑部关于拙作的创作心得分享邀请后,我欣然接受。

论文的选题直接源于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沈洪涛教授团队的周日文献研讨会。从博一入学开始,因某些机缘巧合,我有幸加入沈教授团队的一周一会,会上沈教授的学生主要汇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专题的最新文献,而我和师门下的成员则主要汇报环境经济和产业组织方面的实证和模型文章。作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一种学术交叉,这样的学术研讨会扩大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于我而言,受益匪浅。首先,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个研究领域进入我的学术视野,我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其次,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研讨后,我发现较之于青睐宏大选题和大问题的经济学文献,管理学文献选题似乎更加具象,实证更加细致入微。这个时候,我开始酝酿一篇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考察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在搜查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学者从避税、建立政治关联、融资和市场回报等角度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和经济社会后果。恰好,我看到了董志强和魏下海老师发在《经济学动态》的一篇文章《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积极作用——以职工权益保护为例的经验研究》,便想着考察党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这是本文选题的最初来源。

在有了这个想法后,我依托手上掌握的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库,很快做出了主要的实证结果,然而当写完初稿给我的导师陈林教授过目时,受到了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批评。导师觉得这篇文章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仅是对现有文献数量上的增补。当时,我还特别不理解,后来在导师的建议下,我把初稿在沈洪涛教授的研讨会上进行汇报。和导师的判断一致,沈教授作为国内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行内专家,也不太认可这篇文章。 受到他们的质疑后,我开始怀疑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然而一时间也找不到好的修改思路,加上那个时候正值博士论文开题和手上其他投稿论文收到外审返修,便暂时将这篇论文放下。现在想来,写作前没有好好整理研究思路、选题比较局限、写成后没有对初稿进行细致打磨是出师不利的主要原因。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湖北成为重灾区。作为湖北籍子弟,我在老家见证了家乡人民遭遇的苦难,同时也深深感动于工作在抗疫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的勇于担当和逆行而上,刚好这个时候博士论文也基本写完,有一段相对空闲的时间,便着手重新修改这篇文章。这段时间防疫抗疫成为举国上下的中心任务,经济学者们紧跟社会关切,写出不少关于疫情防控的文章,我都一一阅读。受其启发,我开始琢磨如何将这篇论文与疫情防控相挂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则关于《经济评论》审稿快线(第3期)公共健康、医疗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征文通知,我当即明白论文的修改思路:应把重心放在基层党组织制度的社会治理作用上,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切入视角,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当前疫情防控过程中无数企业家和实干家在后方有序组织生产运输以保障物资供应联系起来,在政策建议处也要落脚到如何在疫情期间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作用这一点。

有了明确的修改思路后,后续的论文修改就比较顺利,大概用了两三天时间,论文便修改完成,即刻投稿到《经济评论》审稿快线第3期。大概一个月左右便收到编辑部返回的修改意见,外审专家的意见都十分中肯,大到实证方法的使用、数据描述的准确性,小到某一处表达和图表格式的问题,均一一指出,使本文增色不少,体现了外审专家良好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经过一轮复审后论文基本被录用。在校对环节,编辑部老师提醒我在文末的英文摘要中增补上遗漏的工作单位这一处细节至今让我难忘和动容。

总之,在论文创作过程中,我导师陈林教授的责之切、沈洪涛教授的客观评价、外审专家的宝贵意见都是本文终稿得以成型的重要支持。最后也要感谢《经济评论》编辑部老师的不拘一格用文章。前辈的教诲和奖掖都是我们这些后辈学子在学术之路上成长的精神财富。

 

(《基层党组织制度的社会治理作用——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载于《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