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建利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商学院)

2017年10月，我远赴美国访学一年，那时，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在美国稍作安顿后，便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本文的撰写初衷正是源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政府要用政策创造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更要用政策扶持未来经济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

我们知道，在2018年、2019年，中国经济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双重叠加作用下，步入“新常态”的新阶段，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呈现出“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下行运行态势。面对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的进一步集中暴露，如何实现与经济总量扩张相适应的结构优化升级？如何利用宏观经济政策的驱动机制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宏观调控政策如何作用于经济结构变迁？针对物价水平和产业发展中的结构性变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有何区别？在不同时间区制内，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结构变迁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否又会伴随着时间区制的转移而有所变化？

带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索，我们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虽然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构建经济结构指标，并利用多种计量手段探究宏观政策作用于经济结构变迁的机制，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对于经济结构指标的选取缺乏深入探讨，鲜有学者基于经济结构变迁理论，系统性地构建需求层面与供给层面的经济结构变迁指标。另一方面，学者大多利用线性计量模型，分析全样本期间内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关系，从而忽视了不同时间区制内二者之间的非线性时变动态作用。此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多注重宏观调控政策如何驱动经济结构变迁的机制，少有学者研究宏观调控政策如何针对经济结构变化作出反应。有鉴于此，伴随着研究思路的不断清晰，我们最终确定了本文的选题内容与题目，并在测度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结构变迁之间的驱动机制时，尝试进行如下拓展与创新：

一方面，我们基于经济结构变迁理论，分别从需求层面与供给层面量化经济结构变迁指标。具体而言，从需求层面来看，依据物价指数与结构性通货膨胀等相关理论，从CPI中细分出服务类CPI，并以服务类CPI与PPI之比计算相对价格变化指标，通过不同产业部门价格水平的相对变化，反应需求层面的经济结构变迁水平。从供给层面来看，依据产业结构发展理论，利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计算产业结构变迁指标，通过不同产业部门产出水平的相对变化，反应供给层面的经济结构变迁水平。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改进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因果模型，实时测度不同时间区制内，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结构变迁之间的时变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我们利用改进的非线性MSC模型将变量间的时变因果关系划分为不同区制，即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结构变迁存在双向时变动态因果作用的区间、存在单向时变动态因果作用的区间，以及二者之间均无时变动态因果作用的区间。通过比较不同时间区制内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结构变迁之间驱动路径的差异，挖掘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结构变迁之间潜存的非线性驱动机制作用机理，以期为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细细想来，论文从最初确定选题到最终完成定稿，历时近两年之久。2019年11月29日，我有幸以此文参加了《经济评论》编辑部开放日·审稿快线第1期的公开活动。《经济评论》编辑部所举办的审稿快线活动，无疑是国内学术期刊审稿过程的一项重大创举，主编、责任编辑和审稿专家与作者通过面对面地进行深度学术交流，不仅激发了创新思维，而且提高了评审效率，更为本文质量的跃升提供了巨大帮助。经过主编、责任编辑和审稿专家深入细致的评论，《经济评论》编辑部最终以合议终审的形式现场决定本文修改后采用。

论文获得采用机会后，正逢武汉遇到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即便如此，我特别感动于编辑老师在疫情极速蔓延期间，仍然对论文进行细致入微的审阅，并提出了诸多极富建设性地宝贵修改建议，随后，又对论文进行了多遍的精心校对与排版。借此机会，我要对《经济评论》编辑部的全体老师表示深深地敬意！

(《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结构变迁》载于《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