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霞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

2018年10月24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表示，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使广大劳动者的素质持续提升，技能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红利”加速向“人才红利”转变，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底气”。然而，很多人担忧过去近40年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消失之后，中国可能面临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瓶颈。在此背景下，我们的研究致力于考证中国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是否更加具有创新性，“中国创造”与“中国智造”的未来是否如政府预期的那般乐观？

在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自1978年伊始，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廉价的劳动力、有利的人口结构带动中国经济实现了10%~14%的两位数增长。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发挥着丰裕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向世界各国广泛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网络之中，成为制造业产品的“世界工厂”。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规模的扩张为该时期经济的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在国际投资领域，庞大的市场规模、低廉的人工成本更是吸引了大批外商投资企业、中国港澳台资企业来中国内地投资、建厂、销售产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大量的资金等流入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增添了新的活力。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中国的劳动工资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从1980年到2015年，制造业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近14倍，2003年以来中国的实际工资年增长率达到了10%以上。与此同时，自2012年开始，中年劳动力人口的萎缩增加了工资上涨的压力。面临着国内“人口红利”消失、国外市场需求低迷的双重挑战，中国制造业能够实现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转变吗？大多数人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比较悲观。

可喜的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创新领域的突出表现点燃了“中国创造”的希望。无论从专利的数量，抑或是专利的质量角度看，中国企业在专利创新方面的表现可谓鼓舞人心。放眼国际，2019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的排名连续4年攀升，从2018年的第17位上升至今年的第14位，在领先的创新国家中稳稳占据一席之地，中国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一个进入前30名的国家。在创新效率（创新产出/创新投入）方面，中国的表现十分突出，其投入水平远低于一些高收入国家，如德国、美国、英国、芬兰等，但产出水平与之相当。在创新质量方面，中国的创新质量全球排名第15位，是唯一一个在创新质量指标上与高收入经济体靠拢的中等收入国家。除以上表现之外，在全球最大的科学技术集群中，中国拥有18个，仅次于第一名的美国（26个）。

劳动力成本与技术创新的问题一直颇受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也是本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早在1932年，著名的经济学家Hicks在《工资理论》一书中就阐明了劳动力成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认为当劳动要素相对于资本要素变得更加昂贵时，致力于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就会被激发。之后，许多经济学家纷纷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对此进行了探索（Ahmad，1966；David，1975；Romer，1987；Van Reenen，1996）。在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严谨、准确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一，技术创新指标的选取不够恰当。大多数文献选择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或者新产品产值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和研发投入与企业的产出水平高度相关；另一方面，新产品产值指标的定义十分模糊，没法准确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类型、方向和质量如何。其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较为单一。考虑到劳动力成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大多数实证文献利用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林炜，2013；王雷，2017）。然而，在因果效应识别方面，自选择问题带来的估计偏差更加不容小觑。其三，忽视了劳动者的技能差异。众所周知，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不同，其技能水平会存在差别。接受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高技能劳动者具有更深厚的知识储备、丰富的想象力，研发创新的能力更强，创新的成果更多，发明创造的可能更大。其四，缺乏对劳动力成本与技术创新之间传导机制的探讨。

为了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我们的论文采取了以下解决策略：第一，在创新指标的选取上，我们采用从中国专利数据库获取的专利申请数据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专利数据不仅可以衡量企业创新成果的多少，还可以根据专利申请的类型来评估企业创新的类型：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和发明。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借助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来处理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为了稳健起见，我们还利用当下流行的PSM-DID方法考证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致技术创新理论的存在性。第三，在劳动力划分上，考虑到技能劳动的存在，借助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我们依据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划分了高、低技能劳动，并在城市层面构建了不同技能劳动工资指标，检验了不同技能劳动工资变化对技术创新的刺激效应。第四，在作用机制上。根据Duménil和Lévy(1995)的研究，我们认为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压缩企业的盈利空间，一方面倒逼企业尽快实现生产工艺流程的优化与升级，节约产品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激励企业生产出新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丰富的企业面板数据，本文从城市层面构造了劳动工资以及技能劳动工资指标，并结合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据，对劳动工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检验。理论上，劳动工资上升是否会引发技术创新取决于工资上升产生的倒逼效应和激励效应大小。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工资上升确实会显著刺激企业加快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增加企业的创新成果。然而，这一正向刺激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产品外观设计的改造上，对发明创造的影响并不大，这区别于以往研究认为劳动工资上升会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粗略分析。在更换了创新水平衡量指标、样本估计方法、控制内生性之后，以上结论依然稳健。除此之外，最后的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工资上升会通过改变企业利润率，激励企业加快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提高生产效率。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证实了在“人口红利”消失、中年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现实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升恰好成为企业技术创新与升级、经济结构转型的助推器，加之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创新表现愈加证明了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前景十分乐观。

尽管文章的结论显示劳动成本上涨与技术创新加快似乎实现了“共赢”，在提高工资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目标可以同时满足。然而，这并非鼓励企业一味地提高员工的工资薪酬。从企业角度看，企业应该增强自主创新的意识，根据所处市场环境的变化制定适合自身经营发展的薪酬制度和创新战略。例如劳动密集型企业，要积极引进高技能人才，尽早实现从廉价劳动优势向产品质量优势的升级与转型；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制度，以更大程度地吸引、留住高技能人才，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从政府角度看，政府一方面应该为制造业企业的转型与升级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创新成果衡量标准。另一方面实施恰当有效的产业对接政策，将东部地区一些创新、转型乏力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地区继续创造社会福利，同时积极鼓励高技能人才支援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从个人角度，在新一代技术升级的浪潮下，创造力、灵活性、自我思考和学习能力变得至关重要，要想在未来适应就业岗位的变化必须加强对新技术、新知识的学习。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基于劳动工资与技术创新的新思考》载于《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