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昭 刘映曼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接到《经济评论》编辑部的邀请，我们分享论文撰写的心路历程，回首写作点滴，经历了天马行空般的构思阶段、高屋建瓴的文献梳理阶段以及细致严谨的论证阶段。在上述每一阶段中，我们都遇到过困难与疑惑，但也都一一克服与解决。执笔前，我们做了大量的文献搜集与研读工作，立足于巨人的肩膀之上，从理论出发，大胆地探讨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为论证相关假设，我们进一步结合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予以探讨验证。写作中，选题构思与实证检验是我们讨论最频繁、研究最深入的两个环节，这也在保证论文的严谨性和结论的可靠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学术研究是在肯定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大胆突破，以开拓性思维和严谨性论证获取创新性边际贡献，推动经济社会向更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作为科学研究工作者，亦应怀揣一定的家国情怀，热爱国家和民族，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踏实努力，为民谋利，为国分忧。每个人都踏实尽心工作，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的民族会越来越富强！
首先，就论文选题而言，本文的构思起源于我们近年来对政府财税政策改革的关注。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至2008年东北地区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再到2012年自上海市逐渐推开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政策，每一次的税制改革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当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多年来我国政府为完善税制、提升经济发展效率所做的努力。为了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政府部门往往会出台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这些政策出台的背后也都隐含了人民公仆们无私奉献的心血与汗水。就税收政策而言，从大型税改举措至税制细微调整，我国政府都是为了向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完善的税收征管制度，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并且希望能一定程度上促进居民财富的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最终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增值税转型的主要内容是生产型增值税改征消费性增值税，而“营改增”的最终结果则是彻底停征营业税，可见分税制改革后的多次税改都主要出于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提升课税公平程度，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便利。聚焦 “营改增”，自政策推出以来，就有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和多种研究方法，从宏观层面或微观层面探讨其经济效应。在宏观层面上，据官方数据显示，至2018年1月，“营改增”已累计减税超2亿元；在微观层面上，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营改增”可有效缓解重复征税问题，且促进了分工深化和产业互联。尽管“营改增”的目标改革行业是服务业，但这项政策也深刻影响着与服务业密切关联的制造业。一方面，“营改增”后，制造业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各类企业购买或租入生产经营地所支付的增值税都可以抵扣，随着不动产等进项抵扣增多，制造业税负较之前有所减轻。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的实行使得煤炭、钢铁等基础材料的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在投资品价格上涨还没有完全递延至消费环节前，制造业企业就缴纳了大额的进项税，增值税未能及时抵扣亦导致了企业在“营改增”后的获得感不强。
“营改增”推开后，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税收负担或税收效率等问题上，或者是评估“营改增”对宏观经济运行如收入分配或劳动雇佣等的影响，而极少关注“营改增”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此外，大量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均指出“营改增”对经济社会产生了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能有效刺激微观个体的投资和获利行为。然而，众所周知，任何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都会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运行，既可能产生有利影响，也可能会导致消极结果。面对上述种种矛盾，我们大胆提出如下疑问，“营改增”对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影响路径和作用方向又是如何？在大量的文献研读工作，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对微观企业的研究较广泛但不深入，内容亦较繁杂而不统一。为进一步确定研究路径，我们参考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国外对微观企业个体的研究已趋于成熟、稳定，且许多研究主题均集中于企业行为（behavior）和绩效（performance）。但鉴于社会类型和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国外已有研究，因此结合国内权威学者的相关研究，我们将研究主题确定为“营改增”对制造业企业投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我们随即开展了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工作。
在确定论文选题后，我们同样重视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一，考虑到企业行为和绩效均是较复杂且难以单一评估的研究对象，我们结合基础理论和已有权威研究，最终分别选取多个财务和绩效指标综合刻画企业的投资行为和经营绩效，以保证政策评估结果的全面性和可靠性。第二，论文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往往需要万分的谨慎和细致，极其细微的疏漏都有可能导致有偏甚至是错误的结果。因此，我们在确定研究对象以及所需数据指标后，在权威数据库WIND上统一下载数据并进行了数据的预处理。第三，在实证方法的选取上，我们同样考虑了多方面因素。由于“营改增”属于一项重大的政策改革，且分地区逐步推开，是一次难得的准自然实验，因此选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地避免内生性问题，且在对照组与实验组间进行数据的双重差分可以较大限度地对政策效应进行评估，获取更可靠的研究结论。但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许多障碍。比如说，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制造业上市公司，在公司年报上同类型指标有多个，为准确选取合适的衡量指标，我们在每一个指标的选取应用前都翻阅了大量的文献，以确保研究结果的严谨性。在获取了基准结果后，我们亦没有仅停留在基础数据分析阶段，而是深入开展了稳健性检验工作，以文章中较大的篇幅进行了多类稳健性检验，包括遗漏变量的捕捉、安慰剂检验和缩小样本容量等研究方法，进一步保障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在获得本文的主要结论后，我们发现了一个与已有相关研究不一致的现象，即“营改增”并没有刺激制造业企业的投资行为，反而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扩张倾向，并且“营改增”对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有消极的负向影响。可见，“营改增”后，我国的增值税增收制度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对于每一项政策改革，政府部门既应该考虑改革带来的正面影响，也更应该客观面对改革对经济社会带来的负向冲击。此外，我们还同时考虑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特色，且同行业内的企业间存在较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因此我们还按照企业属性探讨了“营改增”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差异性。研究发现，“营改增”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效应确实存在显著异质性。因此，我们认为由于“营改增”是近年来最重大的一次税制改革，政府不仅要考虑政策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还应更深层次地考虑这一政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异，甚至是对同行业不同属性企业的影响差异。并且，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之一就是，政府部门在优化增值税征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行业异质性，设定覆盖程度高、更有效的税收征管机制。
文章从构思执笔到刊出，经历了近一年时间。这篇论文的撰写过程，可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同一视野中以不同的目光寻找到了全新视点。在向《经济评论》编辑部投稿后，文章很快通过了初审并进入外审程序，并很快收到了两名审稿专家的返修意见。让我们敬佩的是审稿专家对学术研究专业而严谨的态度，每位审稿专家都提供了上千字的审稿意见。并且，从表格注释至模型设定，两位专家都以排序的方式清晰地罗列出了每一条建议，一丝不苟、细致入微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敦促我们在往后的学术研究中亦应秉承认真严谨的求知精神。此外，感谢编辑部各位老师认真负责且细致的工作态度。在第一次核对论文校样稿时，编辑部的老师为了更清晰高效地交流需核对的文章内容，特地通过电话与我们联系，在长达30分钟的通话中，不仅指出了文章表述不清晰之处，而且极具耐心地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性的修改建议。编辑部老师在每一环节均非常高效地处理稿件，比如，在审稿专家意见返回的当天便通知我们查看相关信息；又比如，在文章排版完成后亦第一时间给我们发送校样稿件。前前后后总共有近十封邮件往来、三次校样稿核对与多次电话沟通，可见，编辑部始终坚持高效、严谨与负责的文章发表宗旨！并且，《经济评论》编辑部为广大读者开辟的“论文故事”专栏，邀请已发表论文的学者分享写作的心路历程，这不仅增添了学术研究的趣味，也推动了学术成果意义的深化。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经营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载于《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