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在《中国地区宜居度的数量测度与空间效应》一文付梓之际，非常荣幸接到《经济评论》编辑部的邀请，让我说点论文背后的故事。回顾一下论文的写作缘起与过程，发现近三年时间已然过去，中间的点滴不由让人感慨。

文章选题主要源自近年来个人研究对区域经济的关注，在阅读相关文献过程中我发现很多研究要素区位选择的理论模型都考虑了东道地的宜居性（amenity），即地方经济地理状况的客观表现，反映要素所有者与当地经济地理环境的相宜程度；实证研究也需要控制各地区的经济地理状况，当时就有系统地估算中国各地区宜居度的想法。另一方面，由于2015年之后研究项目的方向局限在企业区位选择（location）与再选择（relocation），理论方面地区宜居性会对空间选择效应（spatial selection）与空间分类效应（spatial sorting）产生作用，进而影响企业区位选择与经济空间分布，相应地实证方面也就需要能够比较准确地度量各地区的宜居水平。此外，出于方便未来研究的需要，转向区域经济研究之后，我开始着手建立中国各地级/县级行政区域的小型数据库，将反映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变量的数据逐渐纳入数据库中，显然地区宜居水平就是其中的重要指标。出于以上目的，2016年之后我开始非常慎重地思考并着手准备测度各地区宜居度。

选题确定后的主要工作转向文献梳理和测度方法的比较选择。在收集与总结国内的相关研究结果后发现，国内对地区宜居度的测度与影响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见，而且现有的几种测度结果都是基于指标权重方法。具体而言，即选择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区位特征指标，并根据这些指标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大小赋以一定权重来量化地区宜居水平。相关研究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机构的报告：一是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二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的《GN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三是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这些机构每年都会按照一定的评价价值观构建多级测评指标和权重，对中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宜居水平等进行评价与排名，并发布出版自己的测度结果。这些测度结果的优点是能够直观反映对居民选择影响较大的地区特征，不足之处在于指标选择和权重赋值比较随意，尽管通过前期调研等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确保结果的客观性，但这些研究结果的发布可能并非完全处于学术目的，人为因素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因此除去调研过程本身的繁杂，这些排名并不完全适用于学术研究。

不过，随后对国外文献的检索结果让论文的准备工作峰回路转。原来，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就地区宜居性的测度方法而言，除了国内流行的指标权重法，从宜居性的经济学本源出发，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与测度宜居性对经济个体效用的研究成果一直在发展与完善。梳理文献后发现，模型法又细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地区宜居度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生产和消费，进而作用于均衡状态下经济个体的收入与效用；二是将地区宜居度作为均衡状态时地区对个体的效用补偿。我们还观察到，前者在研究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因素时，通常需要通勤时间等变量，这些变量数据在国内获取存在一定难度；相较而言，后者通常采用经济宏观数据，数据获取难度较小，同时大量研究也证实了效用补偿法的有效性。因此，经过综合分析比较，我将测度方法确定为效用补偿法的这一篇文献，其中对我们启示性最大的是2013年发表于AER的文献“Urban Accounting and Welfare”，该文由区域与城市经济的著名学者Desmet 和Rossi-Hansberg合作完成，不仅论文水准毋庸置疑，而且还对2005年中国部分城市的宜居度进行了测算。能够找到这篇与我的研究目标匹配度很高的高水平论文，这种幸运让我有种柳暗花明之喜，中国地区适宜性的测度方法随即被确定。

2017年下半年，我和论文合作者丁雪、赵奇伟开始正式测算中国的地区宜居性。我们反复研读了这篇论文，论文工作量巨大，主要是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估计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宜居性与城市摩擦等城市特征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各种反事实估计，宜居性估算只是论文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集中分析了宜居性测算的理论模型、各个参数的赋值模拟过程以及最终计算的matlab命令。同时，为了尽可能方便未来的研究，本文测算的城市与时间范围都尽可能地扩展，综合能够获得的数据，最终将测算的城市范围确定为除西藏和海南两省份外的328个地级市；考虑到未来研究可能会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因而时间范围从1998年开始而到2016年终止。

经过了大约半年的工作，包括数据预处理、结果计算和参数校验，我们终于获得了最终的结果。对于这份耗时半年多的计算结果，出于经济学者的直觉，我比较信任和满意，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测算结果得到的中国各地宜居水平的数值与变化基本反映了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地理的现状与变迁，即东部地区整体优于中西部，南方提升速度快于北方，中心城市与热点城市发展快于一般城市；二是通过中国科学院的《中国宜居城市报告》与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测算结果对本文计算结果进行校验，发现三种结果相互之间在前50名与前100名均有近60%的一致性，既反映了对中国各地宜居水平测算的共性，也有各自测算结果的个性；三是一些发生过重大自然灾害的地区，如2008年地震灾害后的汶川、2010年特大暴雨泥石流之后的合作市（舟曲），这些地区的宜居水平都反映在测算结果中，当年与随后年份相较之前年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

不过，由于效用补偿法测度地宜居度的过程是一个黑箱，难以判断影响因素对地区宜居度的具体影响，同时在分析宜居度的数值特征时发现地区间的宜居度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我在测算地区宜居性数值之后再运用规范的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地区宜居水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进一步明晰了宜居性的实质是城市效率与城市摩擦通过人口流动相互平衡的过程，即通过当地有效率的生产（尽量小的固定资产和劳动投入），使得当地居民实现（尽可能多的）消费水平（社会消费总额），这种结果反映了地区宜居度是经济个体的一种心理感受的本质与效用补偿理念。以此为基础，我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地方政府提升本地宜居水平的政策措施。

整篇论文从撰写到见刊，历时一年多时间，中间既有山穷水复的苦闷，也有柳暗花明的惊喜。本文成文于2018年初，反复修改润色后于2018年5月向《经济评论》编辑部投稿。论文的两位审稿专家对论文选题、分析思路和研究价值进行了肯定，并结合他们的研究经验就参数设定、变量拟合、实证结果的分析提出了很多具体而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特别是实际人口变量测算的建议，让测算结果更加准确。收到外审意见时我正初到剑桥，时差待倒网络不通，由于编辑部给的修改时间不长，在充分接受审稿专家意见并经过不到两周紧锣密鼓的修改后，本文的复审稿件得到两位审稿专家认可，又经过一些简单修改后就进入待发表状态。2019年7月，论文终于如期发表。期间既有满满的感谢，又有对《经济评论》深深的祝愿。

（《中国地区宜居度的数量测度与空间效应》载于《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