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剑

（南京大学商学院）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上升，“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世界经济及其治理体系进入调整期。双边与区域优惠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避风港，2018年以来，全球生效和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数量开始激增，包括欧盟-日本自贸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欧盟-越南自贸协定等一系列双边和区域协定。中国在十七大上明确提出实施FTA战略，十八大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2019年6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积极推进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一系列举措彰显了中国利用FTA 发展新一轮开放经济的决心。截止目前，我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另有13个自贸协定正在谈判中，正在研究的有8个。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带来的外部环境恶化更是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拓展开放空间提供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显然，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已然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积极运筹对外关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FTA建立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无疑显得十分重要。原产地规则作为自贸协定里确定产品真实“国籍”的一种规则安排，其在维护自贸区成员的正当利益，确保自贸区目标的最终实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防止贸易偏转，避免非缔约国的“搭便车”行为，尽可能保护缔约国享受到自由贸易协定的优惠关税，只有当出口的产品满足相应的原产地规则时，该产品才能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关税税率。原产地规则最初的目的是为消费者的选择提供便利。其后，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原产地规则已不再局限于出口产品身份证明、贸易统计等传统目的，其被广泛用于最惠国待遇、普惠制、国别配额、反倾销、反补贴、技术转让、产业升级等。例如, 美国和欧盟在原产地规则的立法中，通过灵活采用不同原产地标准, 达到引进高科技、吸引外资及保护本国产业等经济目标。

近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直从事贸易协定的研究。本人除了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异质性、固定成本约束与优惠自贸协定利用：基于FTA利用率的研究”之外，还承担了海关总署、中国贸促会等各部委委托的关于自贸协定评估和原产地规则利用问题等多项课题，并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与课题相关论文。岳文副教授和吴小康副教授，也分别获得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江苏外贸发展的转型升级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GVC视角下的最适优惠原产地规则研究”资助，并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探讨原产地规则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时，主要侧重于分析其原产地规则对FTA利用率与相关产品贸易量等的影响，并没有关注到原产地规则对于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而企业的技术升级从微观层面上看事关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从宏观层面上看则事关一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促进企业的技术升级、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既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认识和把握原产地规则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并以此在FTA建设谈判中制定适宜的原产地规则时，忽视原产地规则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无疑会产生较大的误导。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原产地规则限制效应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为从企业技术升级角度认识FTA下的原产地规则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了解FTA中原产地规则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为了更好促进企业的技术升级，在FTA建设过程中较优的原产地规则应当具有较低的原产地规则限制效应。因此，本文不仅为更加全面认识和把握FTA下原产地规则带来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认识维度，同时也为中国在推进自贸区谈判建设时制定适宜的原产地规则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与参考。

文章从构思、写作到投稿、见刊，历时两年，期间不断讨论、修改，在世界经济学会年会和国际贸易协作组会议上做了报告交流，得到了多位同行的帮助和指导。在投稿过程中，外审专家给本文提出了诸多专业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对于文章进一步的完善给予了很大帮助。《经济评论》杂志社的编辑老师，非常耐心地与我们校对文章，校验理论模型的公式推导，并提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让我们非常感动和敬佩。祝愿《经济评论》杂志成为有思想、有灵魂，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繁荣与发展的国内一流期刊。

（《优惠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与企业技术升级》载于《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