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进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个体教育与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高度相关，是改善社会流动性最重要的渠道之一。然而，伴随着收入不均等的扩大，以及家庭环境对子女教育产生的重要影响，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凸显，如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偏低，寒门子弟入学机会少、入学难等。如果子代无法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寒门再难出贵子”，贫困很可能被一代代延续下去。那么，如何能够提高子女教育水平，促进教育的代际流动，进而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跨越？这一系列问题成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2005年，联合国宣传小额信贷年时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杜晓山（2008）、焦瑾璞（2010）等国内学者也提出我国应构建包容性的金融体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普惠金融在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社会代际流动中的作用愈发重要。然而，大部分现有研究仍是从宏观层面探讨普惠金融，比如一个地区有多少银行网点、多少POS机，基于微观主体金融获得的研究还较为缺乏，而家户部门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应该是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为此，在构思论文时，我们试图从普惠金融的微观层面，即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程度考察其在教育代际流动性中的作用。
梳理现有文献，信贷约束会显著影响子女受教育程度，并且是子女教育回报率低的重要原因（Piketty，2000；Carneiro and Heckman，2002；Yang and Qiu，2016）。可见，金融支持在教育获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现有文献多集中在信贷约束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研究，只有少数文献进一步考察了金融约束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李力行、周广肃，2014），但是并未对金融市场作用进行更全面的探讨。因为，广义上讲，信贷只是金融服务的一部分，金融市场还能够为人们提供包括存款、股票等有价证券投资服务，而家庭是否获得这些金融服务均会影响教育投资决策，进而对教育的代际流动产生影响。基于此，我们在现有文献基础上，除了考虑信贷这一金融负债，还考虑存款、股票、外汇、黄金等金融资产，全面考察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与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关系，以了解家庭是否可以通过接触更多的金融服务提升教育的代际流动，从而改变后代命运。
在确定好选题后，我们运用两期代际交叠模型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首先提出三个前提假设：一是一个开放式的经济体共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技术生产部门，另一个是非技术生产部门。两个生产部门之间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因此劳动力从非技术部门转移至技术部门需要成本，本文只考虑教育成本。二是技术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大于非技术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外生变量，产品市场完全竞争。三是假设时间是离散的，每个人生存两期。每个个体的初期财富不同。个体会根据各自效用最大化选择是否进行教育投资，劳动力市场是竞争性市场并且任何时刻都是出清的。在前提假设下，我们分析了生产部门与家户部门行为，最后得到结论：随着金融市场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代际财富赠予函数会向上移动，初始财富值低于教育成本的个体代际财富赠予的稳态最终会收敛到大于教育成本的位置。而达到这个均衡的时间取决于父代受教育水平、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度以及子代获得遗赠的初始财富值。但长期来看，金融市场参与的加深会促使非技能劳动力后代投资教育，教育代际流动性会显著提升，最终所有劳动力都会成为技能劳动力。在理论模型部分，审稿人提出中肯的建议，认为为何将金融市场参与变量引入生产函数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产量不只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影响，还应该与劳动力的质量（人力资本量）有关。而劳动力质量与教育有关，是否可以获得教育又与金融参与程度有重要关系：劳动力能够通过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产以及产生金融负债，从而影响个体教育决策。所以，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量）是金融市场参与和劳动力数量的函数。
为了检验理论模型的预测，我们运用OLS估计以及2SLS估计，使用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该项目有与家庭金融资产与负债情况、信贷约束情况、收入水平、就业以及家庭个人的人口特征相关的大量数据。在关键变量“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指标选取上，根据尹志超等（2015）的研究，家庭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可以分为资产和负债两个维度。资产维度包括家庭参与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产品、衍生品等市场，负债维度包括家庭参与正规信贷市场。因此，为了衡量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程度，我们设定参与其中一类金融市场记为1，参与两类金融市场记为2，依此类推。参与的金融子市场越多，表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程度越深。受CHNS2011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最终研究的金融资产包括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分别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外汇、黄金。金融负债包括教育贷款以及信用卡使用情况。关于教育的代际流动性指标选择，一开始我们将劳动者分为两类：高中及以上文凭的劳动者为技能劳动力，高中以下文凭的劳动者为非技能劳动力。为了简化模型，设定如果子代为技能劳动力，父代为非技能劳动力，则是教育的代际向上流动；如果子代为非技能劳动力，父代为技能劳动力，则是教育的代际向下流动；否则是教育不流动。但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发展，义务教育得到极大普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也在不断提升。因此，相较于父代，子代获得高中及以上文凭，成为技能劳动力，并不真实意味着子代实现了代际向上的流动，因为这可能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为此，我们最终设被解释变量为子代受教育水平，关键解释变量为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父代受教育水平，以及二者的交互项，通过观察交互项的系数分析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
实证结果发现，我国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教育代际传递现象，但是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能够显著降低教育代际传递，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此外，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分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两个维度，考察其对代际流动性的差异性影响，发现家庭持有金融负债比持有金融资产更有利于教育的代际流动。之后，通过将样本按照区域以及城乡分组，重新选择教育的代理变量，限定子代年龄范围的方式，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稳健。同时发现，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更有助于降低教育代际传递效应，增强教育代际流动性。与农村地区相比，城镇地区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能够显著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这对于教育代际传递更严重的城镇地区具有重要意义；而农村地区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极不发达有关。据此，我们提出，第一，应进一步推动金融向纵深发展，重点是普惠金融的发展。鉴于物理金融网点开设成本高、运行效率较低，建议可以借助互联网等科学技术，与传统金融业有机结合，通过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第二，向家庭普及金融知识、提升个体金融素养，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农村地区。建议通过发放宣传册、开设金融讲堂、在大学开办金融通识课程，使人们了解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的渠道。第三，政府等部门为个体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包括基础教育的普及与大学入学率的提升以及对现有非技能劳动力的培训。
（《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能改善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吗？》载于《经济评论》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