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高质量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多层次性，其基础就是高质量产品，即能够提供质量合意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关注出口产品质量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经济目前已高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从需求侧来讲，中国商品贸易量领跑全球，其中制造业出口规模巨大且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出口产品质量是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尤其是相对中高端产品质量的反映。另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中国制造业也以FDI以及进口知识产权、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等方式，从参与国际分工中获得了资金和技术，对提升产品质量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已经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良好的外部环境会为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攀升提供有利条件；相反，全球经济增速下滑、贸易量萎缩和贸易摩擦加剧，则会使其发展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干扰。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地位的提升，中国遭受的蓄意挑衅事件有所增多，如2018年春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战。截止到2019年1月，双方的官员已经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磋商，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未来中美关系走势。这次摩擦无疑对中国的贸易造成了破坏，也不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也引发了我的思考：类似事件是否会对出口产品质量造成影响呢？为理解在外部不利环境冲击下制造业质量变动的特点和机理，试图得出增强其应对冲击能力的相关启示，本文决定选取极具代表性的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准自然实验加以考察。同时，我当时正受导师王燕梅老师的引导，开始关注WIOD数据库并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这一反映真实贸易利得的指标产生了兴趣。结合现实情况看，中低技术行业具有更强的增值能力，而高技术行业出口中蕴含的国外投入较多，出口技术含量与获利能力错配，两者面对冲击的反应很可能具有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基于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这一视角，利用时下较为流行的DID方法研究危机冲击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

在文献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金融危机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少关注到金融危机可能存在的“倒逼”作用。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制造业受到外部中间品供给冲击作用小，出口额下滑较少，更能抵御危机侵害，并在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面前不断加快创新步伐，满足进口国的高标准要求。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制造业则因过多依赖中间品投入，自主研发创新水平不高，且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大，承受冲击的能力不够。因此，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制造业相比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制造业更能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从机制上看，危机冲击通过减少边际利润建立起优选劣汰机制，使得幸存的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制造业得以增强定价能力，这又可以进一步支撑创新。本文的分析将“金融危机冲击→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加成率变化→技术创新/市场份额→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变化”的传导过程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在实证部分，本文借鉴Lu 和 Yu（2015）、谢杰等（2018）的方法设定了连续型DID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来定量评估金融危机对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又依次进行了假设识别检验、稳健性检验、传导机制分析、长期动态效应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可借鉴的处理方法。数据上，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2000-2014）、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3）和中国海关数据库（2000-2013）的匹配数据，立足行业层面进行金融危机对产品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往研究囿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限制大多在2008年以前，无法有效评估金融危机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效应，而本文将样本期拓展到了2013年。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发现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危机冲击更能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加成率倒逼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制造业行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且这种效应在长期呈现出“U”型特征。由此，本文提出政策启示：中国应对外部不利因素和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体可以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贯彻创新驱动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增加基础设施与教育投资几个角度入手。

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对我来说着实是一种历练，多次遇到难点时的绞尽脑汁与茅塞顿开时的喜出望外，加深了我对科研的理解，也让我坚定了科研的信心。未来，还有很多需要我继续学习的东西。科研路漫漫，一路上孤独与激情并存，愿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共勉！

（《危机冲击能否倒逼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基于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差异的分析》载于《经济评论》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