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超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转型背景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向来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把“钥匙”。我对政企关系的关注开始于博士学习阶段，该领域比较重要的一类文献便是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Fisman（2001）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最早提出了“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这一概念，Faccio（2006）、Fan等（2007）、Li等（2007）等文献将政治关联的理论研究推向深入。受已有研究启发，政治关联领域的文献也在国内兴起，此类文献强调：由于经济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政治关联成为转型背景下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替代性机制。可见，评估政治关联的经济效应，是理解政府影响经济发展具体机制的有益视角。通过梳理、研读这一领域文献，我注意到，当时的文献大多用企业高管的背景信息从静态视角刻画政治关联，但政企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地方（主政）官员更替不仅导致政策不确定性，而且使围绕前任官员形成的“人情网”和“关系网”失效，导致原有政企关系重构。这为从动态视角评估政企关系的经济后果提供了重要契机。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研究官员更替影响企业行为（如投资决策、风险承担、税收规避）的文献较丰富，但基于政企关系重构视角评估地方官员更替影响企业创新的系统实证研究却相对匮乏。

在政府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和积极性依然不尽如人意。《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显示，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研发经费除以主营业务收入）不到1%，有80%左右的工业企业没有开展研发活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2017）。如果与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也存在明显差距。全球知名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2016年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显示，美国和日本分别有39家和34家企业上榜，而中国大陆地区仅有华为1家企业上榜。在这种情况下，关注政企关系重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对探寻激发中国企业创新活力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上述思考确定了文章研究主题，接下来的工作便是理清背后的理论机制。通过研读Zhu 和Zhang（2017）、陈德球等（2016）等文献，论文初稿主要从政企关系稳定性、政策不确定性两方面展开论述。具体而言，从促进企业创新的角度而言，地方官员频繁更替会降低政企关系稳定性，减少政企关系的“潜在收益”，促进企业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向创新活动；同时，官员更替会带来政策不确定性，企业为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将加大创新力度。然而，从抑制企业创新的角度而言，地方官员频繁更替环境下，企业为维持必要政企关系会开展一系列非生产性活动（non-productive activities），挤占企业用于创新活动的资源。同时，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导致企业采取更多避险行为，从而对创新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为了使上述理论机制表述更加清晰，我在正文中加入地方官员更替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图。

地方官员更替总体上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这种影响是否为非线性的？为回答这些问题，我需要选择合适的研究资料（尤其是样本数据）。经过比较，我确定使用世界银行2012年企业调查数据展开实证评估。该套调查数据的样本企业分布在中国25个主要城市，涵盖受访企业2011年在创新与科技、股权结构、基础设施与服务、销售与供应、竞争环境等方面的详尽信息，包含大量非上市企业，其代表性比单纯使用上市公司数据更好，能满足文章实证分析的现实需要。为检验文章研究假说，我设计如下实证方程：

方程中，被解释变量newpro代表企业创新概率，当受访企业过去三年引进新产品或新服务时，变量newpro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这些创新指标的选择延续已有文献思路。我还进一步使用当年新产品或新服务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总收入比重（即创新强度）newper作为方程的被解释变量，并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在设计关键解释变量时，我没有局限于特定年份的地方官员更替状况，而是关注2006-2010年间官员更替状况，这是因为：在横截面数据中，仅仅关注特定年份的官员更替可能导致指标测度“巧合性”。相比之下，新任官员上任伊始往往需要熟悉新环境和新岗位，开展走访调研，并不急于改变现有经济政策。同时，企业往往根据一定时间段内的地方官员更替情况，对外部治理环境形成稳定预期，并做出经营决策。另外，方程还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Firmvar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Cityvar。

文章之后的研究思路如下：展开描述性分析→考察总体影响→展开稳健性检验→检验异质性影响→作用机制初步探讨。在因果关系识别上，我曾存在如下顾虑：关键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这是否给回归结果带来严重困扰？对此，文章正文进行了如下讨论：关键解释变量是城市层面的官员更替，而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层面的创业活动，且地方官员更替可能由官员职位晋升、退休、任期限制、异地交流等多重因素导致，企业创新往往难以直接影响地方官员更替，这说明实证回归中“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偏误并不严重；同时，实证方程尽可能加入影响企业创新（企业和城市层面）的相关因素，从而有效避免遗漏变量可能引发的内生性偏误。

文章初稿大约在2017年9月完成，经过一段时间团队内部的研讨修改，2017年12月，我将其投到了《经济评论》杂志上。经过一个月左右初审，论文送外审。经过几个月等待，我收到第一轮审稿意见。总体上，两位审稿人对论文选题意义给予了肯定，但就文献综述框架、经验分析和规范性、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的提炼给予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审稿人提出：通过对下图的观察，可否检验地方官员更替频率与企业创新存在非线性关系？这给文章实证分析带来极大启发，我在原有实证方程中加入地方官员更替频率的二次项，以检验企业创新概率和创新强度是否随官员更替频率增加而呈现倒“U”型变化。随后的回归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测，文章根据这一新发现重新调整了结构。同时，这一新发现还解决了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如果仅观察到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线性关系，那么，如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促进企业创新的角度而言，地方官员更替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创新之间倒“U”型关系的确认，使我能够提出政策建议：从企业创新的角度而言，地方官员更替频率存在最优的“度”，适度的官员更替有助于激励企业开展更多创新活动。

2006-2010年地方官员更替频率与企业创新

经过一轮修改，论文非常幸运地被《经济评论》杂志社录用。相比初稿，录用稿已经有了较大改进，我切身体会到：作者与审稿人隔空“对话”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化问题研究、修改论文细节错误、提炼文章现实价值、提高论文写作能力的过程。《经济评论》编辑部老师的校对工作同样细致认真，他们通过电话和邮件多次沟通，耐心地对词语使用、标点符号、段落格式、关键词和题目的英文翻译进行了校对、斟酌、订正，使论文以更加成熟的状态呈现给读者。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论文最终得以顺利发表。对于学术同行而言，论文能够为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参考；对于我自身而言，论文发表使我更加坚定信心，继续深化、拓展企业创新领域的实证研究。由于作者自身知识和能力的局限，论文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但审稿人对研究问题的深刻洞察、编辑部老师在文章校对中严谨的态度都让我获益匪浅，使我深深感到：学术道路虽然漫长，但一路上充满感动和收获。

（《政企关系重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载于《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