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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效应
发布时间:2018-11-26 08:55:47

潘春阳(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廖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300年前,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加速了西欧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奠定基础。第二阶段始于100年前,远洋运输和国际商品贸易开始成为联结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式,并催生了关贸总协定及之后的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协调国际经济秩序并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最近的一个阶段则始于50年前,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舞台的主角,大有以资本跨国流动替代商品跨国流动之势。根据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小约瑟夫·奈的研究,到2010年,至少有192家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世界一半以上国家的经济总量(以GDP衡量),真可谓富可敌国。可见,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显著改变了人类生活和世界经济秩序。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直强调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及其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西方的跨国公司不但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溢出到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将先进的制度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些经验研究也发现,来自发达国家的FDI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甚至遏制了东道国官员的腐败程度。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西方跨国公司并非天使,而是入乡随俗,通过贿赂当地政府以开拓市场、牟取利益。据报道,德国戴姆勒、美国沃尔玛和英国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商业巨头都存在贿赂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行为,这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这一背景引起了笔者的深入思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位居世界前列,从一个吸收外资为主的国家转变为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经济体,那么中国的跨国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是否也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产生影响?这一制度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疑,这一问题是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在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对东道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对制度领域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研究相对欠缺的空白地带;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与西方国家迥异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其对东道国的制度效应可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开始整理相关文献和跨国数据,试图通过严谨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我们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制度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具体来说,对于制度质量弱于中国的东道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这些国家的制度质量,特别是在腐败控制监管质量法治水平三个方面,而对于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国家,上述制度效应则并不显著。可以说,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日益成为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制度环境的一种重要机制。

本研究的初稿在国内外多个研究机构进行过汇报,与会专家多次提及的一个难题便是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很有可能的是,东道国较好的制度质量吸引了中国的跨国公司,而不是中国的跨国公司改善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面对这一难题,我们通过研读大量国际经济学文献,并集合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构造了以中国与各国的地理距离中国国内工资水平为基础的工具变量,相关检验表明,这一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也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便是对跨国数据进行整理,这一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同时也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和启发,这里简单分享:首先,应熟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跨国数据库,例如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治理指标数据库、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数据库等,并仔细了解相关变量的构造方式、计价单位和时间跨度。其次,应熟悉各国的国际通用代码和简称,在拼接(merge)不同来源跨国数据时做到准确无误。这也要求我们不时关注一些国家政权和领土变化的状况,确保跨国数据的历时可比性。最后,应将一些广泛被认为是避税天堂的国家剔除在分析样本之外,确保研究样本与研究问题相一致。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效应这一重大课题,我们的研究仅仅迈出了一小步,希望这一努力让后续研究接踵而至,为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智力支持。

 

(《中国OFDI的制度效应存在吗?》载于《经济评论》2018年第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