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向岚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自二十世纪初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正式拉开序幕后，国际碳交易市场迅猛发展，碳交易机制逐渐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自从进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研究生，在参与刘晔老师“不同市场结构下我国环境税效应研究”的课题研究和小组讨论的过程中，我萌生了对碳交易的兴趣并在老师指导下开始了对它的研究。碳交易在国外的成功经验已经向我们展现了它卓越的减排成效。在我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体制的道路上，碳交易是其中一项重大的创新实践。由于我国存在特殊的市场环境和制度条件，若对国外的交易机制生搬硬套，不一定能获得良好的预期结果。因此，我国的碳交易是通过洋为中用的方法，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研究设计符合自身条件的制度标准，并进行试点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我国出台碳交易政策的时间并不长，对于其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符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机制能否在中国这片广袤沃土上发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作用，实现它的环境红利？这个问题显然是值得我们通过实证来研究的。同时，我也希望本文研究所得到的证据和发现可以对我国碳交易机制的全面推行提供一点经验支持和政策建议。

在论文前期的文献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对于我国碳交易环境效应方面的研究鲜有，而且大部分文献都仅仅局限于通过构建模型进行模拟分析，较少有运用经验数据对碳交易的实际减排效应进行定量评估的研究。然而模拟分析受前提假设的影响较大，并且参数的选择也会影响模拟的结果，也由于现实世界的错综复杂，采用模拟方法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国实施碳交易的真实效应，而依靠实证分析更能够较好评估实施该制度的实际环境效应。同时，在政策效应分析中，双重差分模型能够控制研究对象的事前差异，将政策效应与其他的影响因素有效地分离开来，因此正好能够运用于对碳交易政策环境红利的实证研究中。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们阅读并梳理了很多文献，希望能够从其他学者的研究经验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量，通过阅读文献，我找到一种能够相对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度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将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考虑在内，而且将水泥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也考虑在内。对于模型的构建以及相关变量的选择，我们也通过查阅文献并进行讨论，将各种可能影响碳排放的因素考虑在内，最终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我国碳交易试点政策有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结论。对于我国碳交易减排的作用机制，我们引入了两个中介变量，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剖析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在我国碳交易减排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论文的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有几次遇到瓶颈停滞不前的时候，但在两位合作者共同努力下，困难得以逐一克服。在此感谢我的导师刘晔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明确研究方向、解开思维谜团和选择研究方法上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同时我也要感谢师兄张训常，在数据分析处理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他都给我指点了迷津。此外，还要感谢各位审稿专家对这篇文章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是各位专家的意见让我的论文日臻完善。最后，感谢编辑老师对本文字斟句酌的认真校对，使我的论文能够更加严谨和更有可读性。当然，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碳交易，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值得去探索。路还长，唯勤勉能行。

（《我国碳交易政策实现环境红利了吗？》载于《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