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倩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

在攻读博士期间，我参与了导师贺京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经济稳定增长前提下优化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关系研究”，参与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为我研究理论问题、理解现实问题提供了很多帮助。这篇文章的写作思路，亦成形于课题组的研讨会中。在贺京同教授的悉心指导之下，我们着手本文的研究、写作。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也不断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方式。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摒弃了“大水漫灌”式的调控思路，更为重视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方式，更为关注对“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精准保障作用。本文尝试研究动物精神通过影响行为人的微观决策，影响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施行效果的动态机制。

首先，我们尝试从理论上分析行为人微观决策和动物精神对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基于行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反映微观行为人预期情绪的动物精神能够影响宏观经济波动。在查阅既有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国学者通过大量的理论、实证研究，均发现我国产出波动的源泉是供给冲击，通货膨胀波动的源泉是需求冲击。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并未从行为人微观决策的角度深入地探究这一现象的原因。因此，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通过不同的传导机制引发不同宏观变量的波动，这一传导机制差异既然不能被基于理性预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所识别，该差异是否隐藏在行为人微观决策所引发的动物精神波动中？如果这一假想成立，那么旨在平抑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在制定时也必然需要考虑行为人的动物精神因素，方能够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源头，提升政策施行效果。这即为本文的问题思路。

其次，基于对问题思路的确定，我们制定了两条研究主线：一是探讨动物精神通过影响行为人的微观决策，是否能解释“我国产出波动的源泉是供给冲击，通货膨胀波动的源泉是需求冲击”这一现象。二是货币政策参数设定结构变化是否能够影响微观行为人的动物精神，进而对政策施行效果产生影响。在解决这两个子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寻了在考虑微观行为人动物精神的情况下，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

再次，在确定研究主线之后，我们开始选择研究方法。既有研究普遍使用基于理性预期假设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将宏观经济波动归因于经济所遭受的外生冲击。理性预期假设虽然为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但其假设条件却难以在现实中得以满足，会带来显著的估计偏误，这与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需要背道而驰，更不能解释“我国产出波动的源泉是供给冲击，通货膨胀波动的源泉是需求冲击”这一现象。因此，运用基于理性预期假设的分析框架研究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可能并不合适。本文在传统货币政策研究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认知局限假设构建了一个适用于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不仅能够有效地排除理性预期假设所带来的估计偏误，而且能讨论动物精神通过影响行为人的微观决策，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参数设定结构与货币政策施行效果的动态机制。同时，货币政策能否引导行为人的预期情绪也就成为选择最优政策的标准之一。

最后，通过研究发现，在供给冲击的影响下，货币政策面临稳定产出还是稳定通货膨胀的权衡；在需求冲击的影响下，注重调控产出的货币政策能够同时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从福利分析的角度来看，注重调控产出的货币政策不仅有助于引导良好社会预期，也能降低政策引致的福利损失，而对通货膨胀的过度调控会使福利损失增大。因此我国当前的最优政策是灵活产出缺口目标制，应施行以“稳增长”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这些研究结论完成了既定的研究目标，也切合我们进行本文写作的初衷。

在投稿、审稿的过程中，两位外审专家和编辑老师对我们的论文选题、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对论文的完善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修改建议。这篇文章仅仅初步探索了动物精神通过影响行为人的微观决策，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施行效果的机制，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

（《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与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载于《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