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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扭曲、人才配置与创新强度》的研究历程
发布时间:2018-10-30 08:34:39

 葛立宇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我比较喜欢看世界史,依个人的浅见,在今天的中国,世界史的借鉴意义远远比中国史更为重要,而世界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其实就是两件事情:一是农业革命和国家的诞生,二是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崛起。作为中国的知识人,可能最为关注的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历史连绵未断,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但为何未能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孕育出工业文明的基因?

其实,在科技史领域也有一个颇为有名的疑问,那就是李约瑟之谜,李约瑟将其阐释为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我看来,李约瑟之谜和工业革命起源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因为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是在科学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在科学革命之前,产业技术发展靠的是行业技术经验的积累,而在其之后,产业技术发展靠的是科技的突破和应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实际上有着共同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在西方学界,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解释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其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但鲍莫尔《企业家才能的配置: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这篇文章是一篇开创性的文献,鲍莫尔在研究企业家才能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时候,列举了中国古代的例子,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促使社会精英人才参与科举考试,而同时期的英国社会精英人才却更愿意到工商业领域去谋利,工商业领域促进了技术创新,而官僚体系是对社会现有财富的再分配,实质上是社会人才配置于非生产性领域,总之,社会精英人才谋利活动的差别是工业革命发生于西方而未产生在中国的主要原因。

无独有偶,李约瑟对西方科学革命的解释也同样聚焦到了社会人才的配置,他认为虽然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有着理性特别是数学思维的文化传统,但西方近代社会资产阶级的崛起才是科学革命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大家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了中国官僚体制对科技发展的不利作用,1943年,在中国坪石访问期间,他曾经主动向王亚南提起过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希望王亚南从历史和社会方面做一些扼要解释,王亚南描述自己当时的反应是窘住了,但五年后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研究官僚制的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也算是对李约瑟之问做了解答。

关于科学革命或工业革命中西方大分流的疑问,专家的解释似乎都指出了同一个答案,既一个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对于社会的思维变革和技术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在西方,企业家阶层由于私人产权保护传统、自由贸易城镇的崛起、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等等原因,逐步赢得了社会尊重和自由,而中国传统的官僚本位却未能产生这样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从而压制了企业家阶层的出现。进一步从深层次考虑,在西方从传统社会向市场机制的过渡中,工商业的社会报酬渐渐开始高于传统权贵职位的收入,这样的社会报酬结构会激励社会精英人才投入市场中去谋取市场创新的利润,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盯着封功进爵;而在一个官僚本位的社会,工商业从业者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被官僚俘获了,自身没有能力崛起为一个有自觉独立意识的阶层,这是历史上中国未能依靠自身力量产生工业革命、从而突破传统农耕文明框架的根本原因。

回到中国当下的具体情境,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制度的转轨让中国崛起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阶层,这是中国经济顺利发展的基本保证。但客观地说,目前我国企业家阶层依然未能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还未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生产要素资源还是以行政化配置为主,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化改革,这样的制度安排反映到社会报酬结构上就是官员可以利用垄断特权谋取要素资源的配置租金,使得其实际收入水平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水平,这样的报酬结构进一步反映到社会人才的配置上,就是社会精英人才还是和传统社会一样,对公务职位趋之若鹜,这一点可以通过历年大学毕业生参与公务员考试的热情直观感觉出来,客观而言,中国实际上还是没有走出历史上官僚本位的治乱循环。

有了以上的思路准备以后,我开始查阅相关文献、设计模型、继而收集数据,在实证模型中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理论,论文证实了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深的地区,政府规模也越大,政府规模越大导致企业家的寻租活动越多,而寻租活动会显著抑制地区的创新强度。

在当前我国经济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有必要启动新一轮的政府机构的减员增效,推动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减少财政供养人员,让更多的精英人才到市场中去拼搏,才有可能实质性地推动中国创新强度的提升和经济的内生性增长。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第三届增长与发展博士论坛暨经济学研究方法青年论坛会议专家学者和匿名审稿人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经济评论》编辑在细节方面也进行了多次打磨,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要素市场扭曲、人才配置与创新强度》载于《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