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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息化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历程
发布时间:2018-03-27 10:28:45

 邵文波

(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读硕士时我的导师李坤望先生给我推荐了一篇论文,让我仔细研读,就是 GrossmanMaggi的《Diversity and Trade》(2000年发表于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这篇论文对我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论文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一个团队中,并不是所有成员的技能水平越高,产出就越大,要看团队主要的产出是什么。论文中分别用了汽车和软件的例子,对于汽车生产而言,团队成员的技能水平越平均,质量越容易保证——因为汽车的生产类似一个闭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对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软件开发或者律师、咨询行业而言,其产出主要依赖少数核心人员,其他人员则做辅助工作,所以这些行业的团队生产需要高低技能劳动力合理搭配和分工方能使得产出增加。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视角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这也正是导师让我关注的部分。

自此以后我便开始了相关的研究,最初我将GrossmanMaggi的模型进行了拓展,进一步考虑了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关系,形成了本人在该领域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人力资本结构、技能匹配与比较优势》(发表于《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此后我注意到现实中很多工厂在进行技术升级时,开始使用智能化的生产线,对于工人的需求减少。尤其是3D打印的出现,让我对信息技术导致生产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导师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之后,我便开始将信息化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结合起来,并将此主题作为我的博士毕业论文选题。

信息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路径需要在现实中寻找答案,为此我走访了不同行业的多家企业进行实地考察,这对于我后来论文的理论分析、建模以及计量分析帮助都很大。因为从生产中观察到的直观影响,是最真实的影响路径,转化到论文中就是用数理的方法将路径说清楚,然后再用大量的数据来进行计量分析,证明这一影响过程。在博士期间我一直就该问题进行相关的研究,毕业后两年的博士后生涯也没有放弃相关的研究。在这些年中,针对信息化对于劳动力市场,从总体影响到结构性影响、从总体到行业再到企业层面的影响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层次的研究。

关于主要的研究结论这里不再进行系统论述。我想将研究成果与当前的一些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简单的分享。2018321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建立优秀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以及支持优秀创新创业团队引进人才等。事实上各地争夺高技能人才一直在持续,近一年有愈演愈烈之势,从一个侧面反应出高技能劳动力的稀缺。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虽然从2012年开始适龄劳动人口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一直持续增加。供给的不断增加无法抵消需求的上升,这其中一个核心推动因素就是信息化。最近十几年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颠覆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智能化的生产机器替代了简单重复的人力劳动,而对于设计、管理等方面的劳动力需求增加,造成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和结构的不同变化。

从总量上来看,信息化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出提高;而总人口增长速度却在放缓,最终会在需求端产生负向影响。从而,总体上对于劳动力需求会下降。从技能结构来看,如上所述,信息技术的运用主要替代了简单重复的劳动,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减少。这是一个基本结论。这其中还涉及到不同行业间、区域间以及企业间的差异性。总体上,信息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与信息化相关性越强的行业,以及信息技术利用更多的企业,由信息化造成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差异也就越明显。

事实上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深度挖掘的空间。比如,虽然在生产上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替代一些重复劳动,但是在一些服务行业,信息技术并不能完全排挤低技能劳动力。这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比如目前大城市都在吸引高技能人才,而所谓的低端人才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劳动力的匹配方面有可能会产生问题,比如现在每到春节,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买早餐、理发都相对困难,这一方面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就是关于技能的界定,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学历来界定,而学历并不完全等同于技能,所以如果能根据生产将技能进行重新界定,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匹配问题,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

 

(《信息化与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基于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研究》载于《经济评论》2018年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