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以文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学界、政界关注的焦点。然而，2016年秋的“林张之争”，从产业政策的视角，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讨论推向了高潮。2016年8月25日，张维迎教授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2016年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由此拉开了“林张”之间论战的序幕。张维迎教授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技术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产业政策注定是失败的。他甚至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而后，林毅夫教授则撰文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稀缺的，政府必须优先扶持某些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最大贡献的产业；第二，企业家需要政府帮助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

“林张之争”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产业政策是否真如张维迎教授所言，都是一无是处的呢，还是像林毅夫教授所说，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呢?两位前辈经济学家从学理上详细论证了各自的观点，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笔者在思考，是否能寻找一种具体的产业政策，利用微观企业数据，来检验这种产业政策的效应呢？这些想法一直都在脑海中萦绕着，某天，在读一篇文献的过程中，科技部的一项重大举措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那就是科技部在2006年开始实施的“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这项政策正好为研究具体的产业政策的政策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准实验样本。笔者就想利用这项产业政策，来检验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是否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研究问题选定后，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发现，直接研究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文献甚少，有关该主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创新政策或科技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且存在较大争议。一类学者认为创新政策或科技政策对于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还有一类学者认为创新政策或科技政策对于企业绩效具有抑制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数据资料，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以上问题进行思考之后，本人基于知识整合、重组、扩散等视角，将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过程分解为四个阶段：知识积累阶段、知识扩散阶段、新知识运用阶段、知识深化阶段。然后，对四个阶段进行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对于创新型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主要由于政府在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实施过程中，既会成为“扶植之手”，又会成为 “掠夺之手”。政府的“扶植之手”，主要通过对创新型试点企业的扶持，为其提供产业扶持基金、各种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等科技政策的激励，从而对企业创新起到积极作用；政府的“掠夺之手”，主要由于政府作为决策利益人，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产生向企业设租和寻租的行为。政府实施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到底是否有利于创新水平提升，关键在于“扶植之手”与“掠夺之手”的效应大小，若政府的扶植效应大于掠夺效应，则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有利于创新水平提升，反之，则不利于创新水平提升。

进行理论分析之后，笔者就对暑假期间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并提炼出被解释变量“专利增长率”，并用此变量来度量企业创新绩效，这是由于不同企业专利规模的差异较大，若利用专利规模衡量政策对于专利的影响效果，则会产生偏差。但是，可以用专利增长率来衡量政策的效果，即使某企业政策认定之前的专利规模很大或很小，只要专利增长速度获得提升，就可界定为创新水平得到提升。另外，笔者还想检验创新型试点企业政策对于创新质量的影响，就在核心变量“专利增长率”的基础之上，还设置了“发明专利增长率”和“实用专利增长率”，来分别表示发明、应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的专利增长率。笔者在设置了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之后，就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并对其适用性进行了检验。当然，在计量分析过程中，笔者还使用混合最小二乘估计方法、随机效应模型、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等对回归模型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通过以上计量分析，得出结论为：创新型试点企业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该结论似乎能够很好地证明林毅夫教授的观点。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我们还采用同样的计量回归方法，将样本按照企业规模、企业所在区域、专利类型进行了分类研究，分别得出了“规模效应递减规律”“经济发展递减效应”“创新质量效应”等结论，到此，本文初稿已经完成。

论文完成之后，笔者投给“第四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在这次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对于论文的数据处理、模型选择、语句润色等方面都提出了详细的建议。此次论坛之后，笔者结合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认真地修改全文，然后，将其投给《经济评论》杂志。大概一个月之后，笔者就收到两位外审专家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认真地理解并逐一地回复了外审专家的意见，经过几轮评审修改，该文终于被录用。本以为这篇论文经过几轮修改，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已经比较完美了，但是没有想到，在出版之前，编辑老师在论文中又标注了许多的格式错误，并通话近一小时，逐一地向笔者进行核实修改，经过多轮如此反反复复的修改再修改，此文终于出版。

(《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来自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载于《经济评论》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