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楠 刘李华 孙早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自接到编辑部约稿以来，回顾论文写作的心路历程，至今仍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们认为如何做好经济学研究关键是要把握好两点：选题与论证方法。作为一个研究个体，能够从自己熟悉的科研领域出发，基于对当前或过去的社会现实的思考，并利用合适的经济学技术手段去论证或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做经济学研究的初衷，亦是归宿。选题与方法的交叉演进共同构筑了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的最主要脉络，前者引领了文章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后者在逻辑上确保论证过程的严谨性从而提升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认为所谓的学术价值除了在理论界有边际贡献外，如果能够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或政策方案施加影响，使其得到纠偏或改善则更是一项“功在当代”的事业。

从选题来看，本文的idea起源于我们对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思考，环境污染不仅严重危害居民健康，更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对此，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似乎早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可环境质量却迟迟得不到好转。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着“三期叠加”的挑战，经济下行、结构调整和消化过剩产能等可能引起失业的问题十分严峻，类似于“APEC蓝”的美好环境诉求在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面前似乎始终居于次席。这主要是由于拥有经济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受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等显性政绩考核的影响，地方官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一些企业的排污行为选择性执法，规制力度明显不足。因此在环境保护与促进就业之间，地方政府通常会舍弃前者。但地方政府的上述做法均建立在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会对就业造成损害的传统观念之上，现有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不同的企业和行业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具体到中国的工业行业，我们需进一步挖掘不同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路径以及作用方向。

从研究方法来看，理论模型的构建以及假说的提出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基础，只有用科学的方法对假说予以验证，才更具说服力。本文发现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在对两者进行实证检验时需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为弥补之前仅利用单一指标无法客观全面揭示环境规制整体状况的窘境，本文结合改进的熵值法，构建了一个囊括工业“三废”的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确保对核心解释变量衡量的科学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3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SYS-GMM估计方法，详细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的就业效应，实证结果证实了文中所提出的三个假说。

本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重度污染行业里，两者存在着U型关系，并且当前规制强度仍处于拐点左侧，而在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里则呈现出倒U型关系；此外，劳动力成本份额的上升以及行业垄断程度的降低均会减弱环境规制的就业弹性。因此，政府应针对不同行业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尤其是对重度污染行业而言，鉴于其尚未跨越U型曲线的拐点，继续提升规制强度将对其就业造成短期损害，但忍受改革的阵痛之后，下一阶段就能够实现环境与就业的双赢。如果我们继续对这一事实无动于衷，觉得把问题留给明天，把治污丢给后人，而无视将来会承受更大的代价，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舍弃的可能是整个未来，因为某些“竭泽而渔”式的开发是不可逆的。孰轻孰重，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应该不难抉择。

最后，需特别强调的是，编辑部老师的敬业与责任心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我们自认为可以定稿之后，编辑部老师还是发现了论文中多处校对错误，一叶知秋，《经济评论》在业内的良好口碑可见一斑。希望在笔者未来的经济学“长跑”中能够与《经济评论》携手共进，祝愿《经济评论》越办越好。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工业行业异质性的视角》载于《经济评论》2018年第1期）